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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2 14:33:32)
本文发表在2008年4月17日《中国教育报》
（发表时有删减）
梯田之美：教育社会学的“田野”取径
文/董 轩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齐尔格特·鲍曼的《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绪言中，鲍曼指出，每个人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想像社会学，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想到图书馆里的一排排长长的书架，上面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书，所有书的标题或副标题或者目录里都有一个“社会学”的字眼。当人们想起这些书及其作者时，就会同时想起在教授和实践社会学的漫长岁月里所积累的知识。更进一步而言，人们可以用一种含有不断汇集新鲜事物的方法想像社会学，把社会学看做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
教育科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第二版（下文简称《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持续的钻研与修正。在初版面世七年之后，作者谢维和教授在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的观察与思索中，适时增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分析》一书不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学理论出发，而是将理论置于教育社会学的“田野”——教育活动中进行分析，深入浅出，不仅给学习者一个全新的阅读体验，更是频频引发对话中的思想碰撞。
众所周知，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营养源自社会学。自涂尔干于1887年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开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与教育学”讲座之后，历代社会学家都不同程度的对教育问题予以关注，但如何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运用于教育研究，如何将社会学理论工具化，并最终为教育问题的描述、解释与咨询服务，这一直是百余年来，教育社会学研究者苦苦思索的问题。另外，教育社会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生活世界的“他者”，如何超越单纯的描述性认知，而达至一种具有移情特征的相互理解，达至一种“视域交融”是教育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任务。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分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路径，这便是首先确立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与基本认知；其次，了解理论传统和掌握研究方法；第三，回归研究田野。
著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就是对于教育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严格的学科角度分析教育活动和现象，即“常规性的学科意识”；另一种是在一种比较模糊的学科界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和分析，即“反思性的学科意识”。事实上，正如著者最终言明的一样，这两种区分仅仅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划分，服务于理论叙述上的需要，在现实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两种学科意识常常是难以相互剥离的。这一方面因为教育问题终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又是最为复杂的，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问题之路径选择的多元性，也迫使研究者无法仅仅聚焦于问题之点，而忽略社会情境之面，这也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态度源于认知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学科意识的确立也需要对理论传统的学习和理解。《分析》一书从涂尔干之前的“前教育社会学理论”切入，纵览古典与现代教育社会学理论，横跨功能论、冲突论、互动论等多个理论流派，使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如数家珍式的呈现于读者面前，为后续的研究与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不同的理论流派之所以独立成派，很重要一点便是其研究方法上的取向不同所致。从这个意义来讲，如著者所言，教育社会学本身的基本理论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掌握研究方法与理解基本理论是两个互相交融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研究者通过选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域。
另外，无论我们坚持文化主位还是文化客位的立场，在进入研究场域之后，都需要凝视同时的扫描。如同炒股，仅仅盯住电子屏上的数字与K线图是不可能次次买涨的，如果跌停、ST了都不清楚这支股票为什么会遭如此厄运，那这种操盘能力实在是不值指摘。研究亦如此，研究问题的背景、发展脉络、当下的影响因素动向等等，如果考虑不周，则很可能在某一时点被套牢。
如果说对研究问题的聚焦仅仅是拿起相机透过取景窗去看世界，那么之后想要拍出好的照片，就需要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玩过摄影的人都知道，镜头、光圈、快门速度、胶片曝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照片最后的锐度。那么什么是研究的“镜头、光圈、快门、胶片”呢？我以为，研究者的理论储备当属“胶片”，不同的理论基础就像不同曝光数的胶片，在定格世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效果。而研究视野可以说是“镜头”，是定焦镜头还是变焦镜头，是摄远镜头还是鱼眼镜头，决定了研究者在思考问题时的广度。“光圈”是研究者的应变能力，不同的光线需要不同的光圈值，研究场域不可能是静态的，而会有许多的变化，那么，如何体察到场域中的细微变化，如何根据这些光线的不同来确定光圈值，这是一个研究者素养的表现。“快门”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执行力，一张好的照片的产生仅仅有了胶片、镜头、光圈的基本知识仍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按快门的勇气与魄力。只有懂得相机特性、摄影基本知识的人才可能在不断的练习之后拍出经典，研究也如此，好的研究的诞生也同样需要研究者在雄厚的理论素养基础上具有抓拍能力。研究不是摄影棚里的摆拍，而是现场的新闻摄影，如何拍出最具表现力的图片，这不仅是区别记者是否优秀的标准，也同样是区分研究者优劣的尺度。
就教育社会学而言，无论研究者选择了哪个理论流派或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研究支撑，最终都无法跨越研究的根基所在：田野工作。“田野工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早被欧美的人类学家所使用，而作为一个概念被用于社会学则源于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田野工作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田野，而教育社会学的“田野”无疑就是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并非“井田式”的排列，研究者对于教育活动的描述与解释也并非是简单的平面式耕作，而是一种近于垒梯田式的活动，即从最基本的教育活动、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着手，运用习得的理论与方法圈定问题域，逐层而上而又彼此连通，最终形成一条条美丽的“田野”弧线。《分析》一书主体部分对于教师与学生、课程与教学、班级、学校等教育活动载体的研究，对于制度、分层、结构等教育活动问题域的分析正给人这样一种“梯田”之美。穿透力来自于问题的边界清晰与理论的拿捏准确，层层环绕而又逐阶递进，直至“一览众山小”，这也许就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
附：
原文链接：http://www.esph.com.cn//catalog/12/html/20080417/20080417160312.htm
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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