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从物理学在19世纪的成功获得启发，断言人类将沿着神学、形而上、实证三阶段演进。这一观点曾影响了无数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但百年之后，再次审视这一观点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似乎孔德的这一带有明显进化论色彩的论断仍存在较多问题。

19世纪物理学的成功是以牛顿为分界点的，在牛顿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即是哲学研究，神学实际上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牛顿之后，尤其是他的第二定律提出以后，解决了一个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相契合的重要问题，这种理论与经验的统一让研究者兴奋不已，从而引领研究者也不断尝试用构建的理论模型去解释经验事实，进而改进经验事实。涂尔干的社会学被称为社会治疗，或者社会改良派也正是这个原因。但这种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是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境，模型根本无法穷尽情境之中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后续批评者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反过来想，似乎问题并不如此。

按照赵鼎新对社会科学解释方法的分类，模型建构当属形式-形式一类，这一类的解释方法重点不在于对经验事实的全景呈现或是精准把握，而是在一种“正态分布”中抓住问题的本质，继而沿着这一路径追赶而去。因而对于这一研究的局外指责也就变得意义不大了。同理，量化研究对于关注经验事实的质化研究的批评，如果流于这一层面，也是无意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一领域、范围内的对话更为重要的原因。

读社会科学的学科史，常常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但为什么大师们似乎都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名字？也许这每代学人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有着密切关系。我并没有能力去深入挖掘到每个大师的师承、学科背景、社会阅历等等影响其著述与研究的因素，但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大师们似乎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哲学功底。马克思、涂尔干、孔德、斯宾塞、齐美尔。。。。这些在社会学上响当当的人物，无论其哲学天平倾向何方，天平上的重量都不可小觑。那么，是不是这个原因才催生出他们极具原创力与解释力的思想呢？至少现在，我认为如此。

反观最近五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大多没有学术研究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哲学关照，而只流于验证与解释。这可能与如今的社会酬赏体系有着密切关系，也可能与学人所受训练中缺乏哲学一环有着重要关系。

二

今天在读书的过程中，想出来一个词：理论偏执型研究。这不仅是对近一年来所参加学术活动的一个反思的结果，也是最近常思考的关于研究取径问题的一个回应。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过学术讨论应避免情感性偏执。顺此思路，我在想，理论偏执，或者是去年我曾赞同的观点偏执型是否可取的问题。比如，我赞同符号互动对微观世界建构与解构，那是否意味着我要批判对待角色理论、交换论和参照群体理论呢？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史上，这四个理论都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根基所在，那么取其一是否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再比如佩雷安德森的两本著作《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绝对国家的起源》，其中对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是否有堕入理论偏执的嫌疑？

如果说安德森的执着让人在阅读其著作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美感的话，那么多元理论解释的张力又在哪里？是否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所谓的多元理论解释常常陷入工具理性式的就近原则，而缺乏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