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场域中的教育问题

——也谈儿童读经运动

今年六月，我随导师去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调研，这所学校是由一个NGO组织兴办，现在改名叫公民学校，但从它的官方网站上的文件来看，对于公民学校是什么，如何办等关键问题仍很模糊。在这所学校的一面墙上，我读到了《弟子规》。这段“三字经”之前曾在一个博客上看过，还曾和同学讨论过，我的基本观点是：封建糟粕。那一日，在后续与校长的交流中，我也提及了这一观点：现代公民学校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支撑着的学校？换言之，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对教师言听计从的“好学生”还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学生”？

目前，国学研究大兴其道，对于儿童教育也不断渗透。在北京的国子监，就有这样的辅导班，上次与一位家长聊天，听闻收费还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国学热就像于丹热一样，带有某种盲从性在里面。儿童读经，更是可笑之举。试问经为何物？如果说让儿童读经目的就是“蒙养以正”的话，那么什么是“正”呢？如果说“正”即社会规范，那么“经”之“正”未免有些太过蒙尘了吧。另外，目前的“读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诵经”，一“诵”以概“百读”，以致“百读不侵”。我们知道，“读书”之“读”，并不是简单的发音练习，而是阅、思、听、写等多种技能的综合，才可称为“读书”。如若仅仅是捧卷摇头，不知其本义、隐伸义、社会历史义、当今现实义等等，那么，此读书大可免之。当然，读书之基础仍是“诵”，在没有“诵”的基础上的“读”也是无法想像的，如同学习历史，在基本的史实尚未搞清楚之前，又何谈史观之差异？而史观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对史实的解释与再解释，如同诠释学的发展一样，这种解释恰恰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历史、社会、时代背景之中。

按照齐格蒙特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里面的说法，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对立，“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典型的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释，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若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控制事件的手段。控制（“征服自然”，“规划”或“设计”社会）几乎总是与命令性行为相关联，或与其同义，这种命令性行为被理解为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操纵（增大或减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充分了解。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所引入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不承认任何其他合法性标准的检验。

延着鲍曼的思路迈进，前现代性的世界观又是什么样的呢？孔子讲“述而不作”，此种历史叙事方式一直被认为是与西方逻各斯主义相对方的两块思维版图，但即便是《史记》也未能真正做到“述而不作”，只不过“作”隐于“述”，是为“做作”。这是一种典型的汉以前的教诲方式。但儒家之说与法家之说合而为一，儒学成为意识形态，法学成为国家机器的理论基础之后，“经”“典”之作，便带有了明显的“作”之痕迹。也许这样的归类与观点并不严谨，但至少可以从一些史学著作中产生这样的联想。

李零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重归古典》，其观点可以归纳为：读经是读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智慧的书。他认为此种书当以《论语》《老子》《孙子》《周易》为代表。这种观点是否恰当，也许仍值得商榷。但读经者，非读四书五经、十三经、九阴真经，倒是有几分道理。对于儿童的蒙学教育而言，读经也许不如读史，一个没有历史学素养的人，思考问题也注定难有深度。因为他的思维是横断面式的，没有纵深感。而目前的技术崇拜，恰恰很容易让人忽略这方面的教育与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