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这个词如同符号互主义一样，其学科界限极为模糊，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加上学科性定语，例如，是政治学上的还是经济学上的还是社会学上的。这同时也带来一个不小的问题，就是：谁的新制度主义才是“真的”新制度主义？换句话说，谁的理论与学说才是嫡传？不管怎样，新制度主义是学术界的一次重要转向，虽然至今仍倍受争议，但无论信奉者还是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其为许多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透透气的窗。

新制度主义方面的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内关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文本，目前引进国内的仍很少，这就造成一种尴尬，现有的国内研究要么像几年前的校本管理一样，处于译介阶段，仅有的一些实证研究在使用理论时也往往是道听途说式的；要么还没弄清新制度主义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因为它是一种还在形成变化中的思潮，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核心主张。

新制度主义的信奉者认为，新旧分野的重要一点是新制度主义引入了文化认知因素，因此形成规则、规范、文化认知的三级分层模式。也就是说，制度从单纯的规则规定延伸到了规范，进而触及文化认知层面。这些信奉者往往也持有一种近于理想主义的“制度化”观点，即自下而上的从认知层面发展到规范（潜规则）再上升为制度文本，从而减少社会的运行成本。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制度化过程是自为的还是他为的？在某位老师的讲座里，她举过一个例子，即毛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她的观点是毛先行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再从制度上来规训这些“自由”的代言者。这个例子，我一直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其一，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当是费孝通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一代，新中国的建立在当时的知识界被认为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因此，不管这些独立思考者是否认同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至少认同政府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改进层面的努力（从很多那一代的学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其二，正如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谈到的，中国一直有学者当官的传统，所谓学而优则仕，这种出仕之举不仅是获取社会声望、地位、身份，在社会分层中向上流动的捷径，同时也是荫护九族乡邻的一种社会要求。这种考量可见之于民族资本家的改造过程。其三，毛时代的制度建设是套用苏联的，相对于清末学欧美、学日本的失败，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这种群众运动性的尝试，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制度实行初期）减少了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社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其四，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也决定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尴尬抉择。

如果一定要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去审视毛时代的社会运动，我想，可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毛时代的制度建设是反新制度主义的，是先搭文本框架，继而借助外力使人体制化，进而使人的思想与行为制度化。如若不然，90年代后半期关于建国初期的历史的社会性反思也就不会存在了。

回到本文的初衷，理性的终结，未免过于夸张，很有修辞学意义。但理性面对当下的诸多非理性，该如何选择与面对，是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人作为社会化的产物，该如何形塑自我的特性，又该如何面对与他我的交锋？研究的生命也许就在于这种不断的拷问之中。理论的转向，实际上是人面对世界时选择的变化。但不管选择如何变化，人类拷问自身行动的欲望与兴趣不会变，社会运行的根本驱动力，也许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