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黄沙百战穿金甲：科尔曼的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与其说它是社会学大厦里的一根梁柱，不如说它本就是经济学王国的重臣。不管是我对经济学的惧怕也好，排斥也罢，作为学习者，精与通本就是一体两面的矛盾二重性。与其坐而想像，不如行而着眼，一窥究竟。

谈及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不仅因为其是理性选择的早期支持者，更因为正是他，整合了赫克特的群体团结理论，从而提出了基于理性选择原理的社会组织理论。[1]他认为，行动者拥有资源并拥有基于他人资源的利益，因此互动与最终的社会组织总是围绕着拥有资源与寻求资源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展开。这些交易可以在拥有资源的人们之间直接展开，也可以通过中介或资源转移链间接展开。科尔曼认为，资源就是行动的权利，这些权利同时具有可交换性。

比如，权威的产生，在韦伯那里，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包括卡里斯玛、传统和理性三个方面。而理性，也许就是科尔曼所言的关联性权威与分离性权威的产生基础。在科尔曼看来，关联性权威就是行动者单方面将对其行动的权利交给他人，因为将权利交给拥有权威的他人被视为最符合所有行动者的利益；而分离性权威是指行动者以其权利换取外在的补偿。这种控制权的转移，也是规范形成的动力。对科尔曼而言，理解社会团结的关键问题是：

1 大规模个体聚合中有什么条件，使理性行动者把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让渡给规范性准则和与这些准则相关的赏罚手段？

2 什么条件使有效的规范与赏罚得以实现？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即如果一些行动者不从事共有物品的生产，这种搭便车现象最易在赫克特所谓的补偿性群体中出现，但是，在科尔曼的思考中，这种搭便车式的消极外部性恰恰为行动者建立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提供了可能的手段。随着社会群体的不断增大，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种减少消极外部性的方法过于繁复无力。于是，创建市场，在科尔曼看来，成为解决在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双边、多边讨价还价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随着可交换资源量的增加和行动者的涌入，由市场来决定一个人为获得他人有价值的资源而必须放弃的资源价格。但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市场也同样具有消极外部性，如欺诈、无信用等。所以，消解负外部性的根本之法在于对交易规范的建构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