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黑格尔因霍乱而驾鹤东游，给后人留下了关于哲学与逻辑的无限想像。也就是在这一年，22岁的英国科学家达尔文踏上了开往南极的“贝格尔”号军舰。这两件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是科学和理性精神在19世纪的断裂与延续。

朱红文认为，古代的自然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或神学、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物体学说以及黑格尔的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的绝对唯心主义，在思维模式上都具有相似的特征，都是一种实体还原论。[1]黑格尔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正如威廉·白瑞德指出的，“几乎所有较早的哲学家所专擅的，就是夸大渲染理性和它的力量，黑格尔不过是更大胆地表达出来罢了”；“黑格尔只不过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发言人。”[2]在黑格尔这里，人类所具有的不同精神形式都只有在“绝对知识”中才能完成，精神获得了其存在的纯要素即概念，概念成了真正实体的要素。卡西尔认为，尽管黑格尔作出一切努力去把握理解精神的特殊差异，他最终还是把精神内容和能力整个都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向度，把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最终还原为一个逻辑形式。[3]这种机械还原论在科学方法取向上，有其不可回避的硬伤。

首先，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把操作性的观念和原则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预设。具体表现为，把经验原则变成经验公理，即任何观念和知识如果未被科学地、经验地证实便不是科学，实证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方法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由此，也就使数量原则被供奉为达至真理的唯一准则。用谢宇的话说，即是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统治着理解世界的方式。[4]

其次，唯科学主义试图寻找到一种足以说明一切的实体和唯一的因果关系。实体还原论虽然能满足人们对简单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却牺牲了事物或现象的无限多样性。如果仅仅依据单一的实体和本质，企图解释和说明人的多样的活动领域和多样的现象世界，那么这种说明一切的科学，只会变成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