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行，必不可少。——三疯

最近在翻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第2卷《野性的思维》，里面的序写得很有意思，先是编者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中唯一在世的，之后他自己也提到波夫娃、萨特等人，以及为什么要将这本书献给庞蒂。虽然我对结构人类学并不精通，仅仅是出于“翻”的目的，但这样写序，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并不多。晚上上专业外语的课上，不大喜欢听那些关于语言的故事，于是粗略翻斯特劳斯，感觉其理论体系极为庞杂，涉猎领域已远远不是人类学或是社会学所能涵盖。

前些日子，出差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将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完，这本薄薄的小书与一般史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是一位有生态学背景的社会学研究者所著。其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史观，或者说，是对历史的解释视角。这也让我想起三年前，寄居在吉大某个宿舍的时候，与下铺一个准备考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人午夜胡扯，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句话是：历史是一样的历史，只是史观不同。

上述两件事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却促使我将其放在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解释这个世界？

如果考察西方学术的发展，柏拉图这个名字是无法被绕开的，正是这位哲学家将世界进行了一种独特的二分：本质的世界与形成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学问之本是对本质世界的思考，如同研究圆，“形成的世界”中的圆随处可见，磨盘、钟、车轮等等，但本质世界中的圆是不可见的，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中，圆被定义为一个平面上与一点距离相同的点的集合。这是一种理想的圆，但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找到这种理想型的。在柏拉图看来，要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研究者），首先要超越我们所处的“形成的世界”，将思考置于“本质的世界”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真理的求索。这一思想在很长时期里，左右着欧洲大陆的学术取向，即实证主义哲学及其变种的发展。

一般认为，实证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前实证主义时代、实证主义时代和后实证主义时代。前实证主义时代始于亚里士多德，止于大卫·休谟，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段中，前实证主义者们采取的是“被动的观察者”的姿态，即，在自然中的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人类了解自然的企图是干预的、非自然的，因此会扭曲我们所要了解的事实。当科学家真正开始检验自己的观点时，当他们成为“主动的观察者”时，科学就进入了实证主义时代。实证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极力推崇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哲学家庭的成员。”在林肯和古巴看来，后实证主义即是对前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如果说实证主义的核心目的是预测，那么后实证主义更关注理解，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1]

哲学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也许不仅因为其牢牢掌握着定义世界的话语权，而且因为其解释世界的本质倾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无形中为后来者设置了一道相当高的门槛。对于社会学而言，追根溯源的过程中也仍然无法绕开这个门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学的修行者是无法抱着功利的心态永远徘徊在技术层面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就学科内部而言，理论与方法也仅仅是“形成的世界”，而只有进入“本质的世界”才能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同武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速度、力量，而是无法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

实证主义与社会学的最初纠缠，发韧于孔德。孔德认为，人类的所有思辩，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神学阶段可分为拜物教阶段、多神教阶段和一神教阶段。拜物教阶段，主要是将一种与我们基本类似的生命赋予一切外部物体，而外部物体的作用通常都较为强大，这生命也就总是具有更强的活力。早期神学阶段的最高程度是以崇拜天体为特征的。多神教阶段是将崇拜和对世界的解释转移到通常肉眼看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上，从而成为一切人间现象的直接源泉。在一神教阶段，理性越来越限制想象的支配地位，视一切自然现象必然服从于不变规律的普遍感觉则逐渐发展起来。在孔德看来，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模式，一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抉择：要么趋向于徒劳无益地恢复神学状态以符合秩序条件，要么走向全然相反的状况以摆脱神学的高压控制。[2]

孔德的实证思路是针对神学的虚无与形而上学的思辩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实证研究基本上应该归结为在一切方面对存在物作系统评价，并放弃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领会到，这种对现象的研究，不能成为任何绝对的东西，而应该始终与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状况息息相关。[3]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能够像研究物理、生物等学科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的独立科学，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实证主义在19世纪取得了原先宗教具有的地位，其原则指导了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4]

在孔德之后，涂尔干将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发展，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便是一部受到孔德影响颇多的著作。这部书的中心议题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整本书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用齐美尔的一本书名来说，即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涂尔干在书中通过区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解释一群个人是如何组成一个社会，同时如何使社会赖以存在的“协调一致”这一环境得以实现的。

涂尔干的《自杀论》与《社会分工论》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影响社会自杀率的条件是什么？即非社会原因之外的社会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将确定这些社会原因的性质，这些社会原因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这些社会原因和个别情况的关系，个别情况与不同类型的自杀有关。这样，我们便能更明确地说明自杀的社会因素，即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集体倾向究竟包括些什么，这种倾向和其他社会现象有什么关系，以及用什么方式才能影响这种倾向。”[5]在《自杀论》之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与涂尔干同时代或之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研究范围类似，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研究触角伸及宗教，在希普里阿尼与费拉罗迪合著的《宗教社会学史》一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德、托克维尔、涂尔干、韦伯、齐美尔、詹姆斯等人对于将宗教纳入社会学视野的努力。[6]在我看来，涂尔干对宗教，尤其是图腾的研究，多少应该受到其外甥马塞尔·毛斯的影响，毛斯与涂尔干同为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创始人，作为一位重量级的人类学家，其《论礼物》等著作对古代社会的图腾、仪式、交往的研究似乎与涂尔干的相关研究有同中取异之处。至于二者思想的异同之处，以及二者到底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后续阅读的一个关注点。另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是，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纳入社会学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是否合理？因为一旦承认了雷蒙·阿隆的这一逻辑，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学研究，只不过是对于社会的解释取向上的不同罢了。

回到实证主义的问题，如果说涂尔干的研究依赖的是一种归纳逻辑，即对社会现象的归类，进而归因。那么，时至20世纪，实证主义已经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投靠演绎主义。这一时期的实证主义一大特点就是强调科学活动是借助于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7]

与哲学流派的纠缠常常使人精疲力尽，就目前的阅读而言，我仍然无法对实证主义，以及解释主义、建构主义等等“主义”进行一个让人满意的区分和解释。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却又无法清楚地看到徒步学界的取径，于此，“主义”与“问题”与“方法”同行，是为“三者行，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