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涂尔干那里，机械团结是与“相似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机械团结存在于类似莱夫和温格提出的“共同体”，人们因其共享的价值观、道德，相似的工作、技巧，狭窄的时空范围而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这种“相似性所致的团结是独一无二的”[①]，断裂现象才更容易、更经常地发生。如同斯宾塞所说的，“人们必须要归属于某种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永远归属于同一群体。”[②]这就如同法国电影《Blue Wolf》里面，因族人反对而私奔的爱斯基摩情侣，他们脱离部落后仍然可以正常生存，很大程度上因为生存所需对于社群的依赖性较弱。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低级社会”也主要是指这种情况。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提出的中国是“官僚家族社会”概念，也是一种机械团结式的社会结构方式。而费孝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提法，提出的“差序格局”“波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变异的机械团结。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于秦统一六国，进而承认从秦至清中国处于郡县时期[③]，那么，从郡县制的特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式的机械团结就显得容易得多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他提出的“有机团结”。他认为，有机团结占主导的社会是由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社会各个要素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也具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散布在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已经不再有任何祖先传递下来的关系，而是依照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特殊性质结合成群体。涂尔干认为，这种群体所必须的自然环境已经不是它们问世时的那种环境了，而是一种职业环境。决定每个人地位的也不再是或真或假的血亲关系，而是他们各自具有的功能。在乔治瑞泽尔看来，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较之孔德从神学到形而上学的社会考察更关注物质世界，是对社会异常的诊断与治疗（diagnosing social pathologies and dispensing cures）。[④]

如果说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如果说他的这一理论是以“法人团体”概念为前提的，那么这种考察是否仅仅是线性的？即是说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同行业内部同工种之间的竞争与争斗，另外，由于涂尔干所处时代的局限，他的这一概念是否也缺乏对技术变革加速、时空缩小的敏感？换言之，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在多大程度、多大意义上仍适用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分析？

在我看来，如果对当下社会的分析仍是仅仅停留在“有机团结”上，已经显得苍白，这种分析已经不能充分说明、解释当下社会中许多现象。比如，在大学中学者之间互相合作完成某一课题的过程，在社会分工的层面，大学教师或称学者是属于同工同种的，因而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之间并不是因为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团结”或称“依赖”，那么，是什么使这种“团结”成为可能，并在普遍意义上存在？我认为是知识，这种我称之为“知识团结”的社会纽带已经越来越紧密地将社会不同群体缠绕在一起。

很明显，“知识团结”是在“有机团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说“有机团结”是在承认职业专门化、技术专业化的现实性与必要性基础上出现的，那么“知识团结”就是在这种现实性与必要性基础上，面对知识“裂变”的一种2的升方选择。在这里，知识裂变有两层含义：一是言明知识变化、增长的速度之快；二是知识裂变需要中子与原子的撞击、分离，再撞击、再分离，如此反复才能迅速产生巨大的能量。循着这样的逻辑，在知识生产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如何更好地完成“知识裂变”，并将其产生的巨大能量合理转化、利用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性路径即是从“有机团结”到“知识团结”的转变，从旧有的福特式流水线分工观念转变为workshop的分担理念。分担与分工的区别在于界限的模糊性，如同杰克韦尔奇倡导的“无边界”、比尔·盖茨畅想的无缝世界，这种分担是建立在成员知识依赖基础上的合作，而不是技术依赖基础上的明确序列。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知识团结”与“知识管理”的异同是什么？在我看来，知识管理更注重显性知识的常规性运用与隐性知识的挖掘和显性化，而知识团结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过程，一种心理取向，以及在这种心理取向基础上的合作行为。只有超越斯宾塞所言的“有机进化”，涂尔干的“功能”，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这种“知识团结”，并在这一逆序过程中实现“功能”与“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