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一个沉重的历史性话题。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一听就不高兴，难道我还不能自律吗？言下之意，似乎对他提监督有伤其之自尊，小视其之高贵也！

    然而，纵观人类文明史，谁能否认外力的监督，谁能脱离外力的监督？事实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否认监督、排斥监督，就等于把自己不断推向灭亡，推向穷途末路。

    儒家认为自己是可以监督自己的。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特别强调修身：“天子之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按照一整套儒家的道德规范进行自身修养，以求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不要任何外力干预，万事皆备于我。这种学说在我国实践了几千年，事实证明，历朝历代都未予行得通。特别是到了朝代末世，“天子”荒淫于上，百官贪黩于下，庶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乎反抗、造反，矛盾总爆发，改朝换代。

    佛教也认为自己可以监督自己。它有一整套玄妙高深的佛理，让教徒沉缅其中，目的是为了“杀欲”，把人的七情六欲自行消灭掉，于是人就成佛了。我国历史上一大批信佛的皇帝和官僚、贵族，他们吃斋念佛，甚至于短期舍身入寺为僧。但是他们的“欲”消灭了吗？不但没有，反而越来越膨胀。

    天主教的教皇也认为自己可以监督自己。教廷的法律就明白地规定了一条：“教皇无错误”。凭借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十六世纪的一位教皇就下令将坚持真理的天文学家布鲁诺投入宗教裁判所，并且把他活活烧死。直到本世纪，罗马教廷才承认那是一个错误。虽然总算有了一点进步，但布鲁诺之死大概可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桩冤案。

    过去统治着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也是认为自己可以监督自己的。他们反对民主，压制民主，实行专制独裁，却在政府内部设立了一个“监察院”，编制级别与行政院平级，地位可谓高矣！但是这个院既不能“监”也不能“察” ，丝毫无力阻止国民党政权加速地朝着腐朽的深渊狂奔而去。结果是丧尽了人心，直到1949年大崩溃。

    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的成员从思想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又从不否认外力的监督。全国解放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在窑洞里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郑重地诚恳地作了满意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是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建立和完善这种民主监督体系作了明确具体的论述。他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强调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还有搞特权、特殊化，通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检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擎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完善民主监督作了专门论述。他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他要求“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

    自从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以来，党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实践证明：凡是党充分发扬了民主，健全纪检和法制工作，善于听取群众声音，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时候，党风就好，施政成绩就显著，干部就清正廉洁。反之，党风就差，事业就遭受挫折，有些干部就贪污腐化。可以说敢于并善于接受监督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改革大业，社会生活更加纷繁复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每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需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主动接受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在监督中获得进步、发展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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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福建《人民政坛》月刊1998年第1期     作者：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