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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北方的主流媒体讨论汉语的纯洁性、批评“零翻译”的当口，《南方周末》不失时机的在“天下远见”专栏发表署名张骞的文章：“当英语被贴上“敌性”标签 ——二战期间日本抵制英语闹剧”——

 
日文中片假名表述的外来语极多，对外来语的排斥运动始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由于当时英美对国民政府进行支持，日本先将外来语以“轻佻浅薄”的罪名发难，进而又贴上“敌性”的标签来加以排斥。
 

排斥运动最早从抗击“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开始的，其典型便是表示烫发的“パーマネントウェーブ（Permanent wave）”之词。日本的忠君爱国人士攻击烫发已久，本单词自然成了“敌性用语”的首选，当时日本人想出了用汉字“电发”两个字来取而代之，美其名曰“爱国语”。
 
此例一开，其他类似所谓“轻佻”的外来词也纷纷被改。饮食方面便有广受日本民众喜欢的咖喱饭“カレーライス（Curry rice）”，其爱国语就成了“辛味入汁掛饭（加有辣味汁的盖浇饭）”，还有让人不知所云的，像“军粮精”其实就是那焦黄色的牛奶软糖“キャラメル（Caramel）”。
 
食品如此，乐器也决不甘示弱，笔者是难以想象为何将低音提琴“コントラバス（Contrabass）”翻成“妖怪的四弦”，其他萨克斯管唠唠叨叨地成了“金属制弯曲型尺八”；长号“トロンボーン（Trombone）”更成了“可拔可插弯曲金属管黄铜喇叭”。为了完成指标，估计连好好翻译的工夫都没有了。
 
体育方面受害更甚，球类运动日本几乎皆为外来语，因强行修改而模棱两可者更是层出不穷。如橄榄球“ラグビー（Rugby）”改为“斗球”、手球“ハンドボール（Handball）”改为“送球”、足球“サッカー（Soccer）”改为“蹴球”、篮球“バスケットボール（Basketball）”改为“笼球”、网球“テニス（Tennis）”改为“庭球”、曲棍球“ホッケー（Hockey）”改为“杖球”、台球“ビリヤード（Billiards）”改为“杆球”、保龄球“ボウリング（Bowling）”则改成了“投球”或者“十柱戏”。
 
棒球虽然很早就被称为“野球”，但比赛与裁判用语却几乎都是外来语，像代表好球“ストライク（Strike）”就成了“哟西”，更有甚者，选手被改称战士，队服都改成所谓“国防色”，棒球帽也换为日军的“战斗帽”，弄得好几个赛季混乱不堪。
 
受到这股狂潮波及的角落不可胜数，公司如“西铁城（Citizen）”变“大日本时计株式会社”；《幽默俱乐部》杂志成了《明朗》；“华盛顿靴（鞋）店”更是干净利落地改成“东条靴店”；连铅笔的硬软度都换了称呼，HB、2H、3B分别成了“中庸”、“2硬”、“3软”。
 
在狂飙之下，英语教育自然无法幸免，中学的英语课程成了选修科目，课程数量大为缩小，英语几乎达到了无法进行正常教育的程度。
 
排斥“敌性用语”并未在法律上加以禁止的，而是一种被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产生的一种社会运动，在不同的领域，排斥的力度和热情是参差不齐的，当然此运动是无法彻底地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
 
但是，日本战时在居民中建有“大日本妇人会”等国民监视与管理组织，对于“敌性用语”的揭发和排斥，往往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的。因此不按法律程序而排斥“敌性用语”自然会化作公报私仇的利器。
 
当然体制内是不会受影响的。比如日本海军内部的日常作业用语中，外来语的号令依然如故，军官学校的英语教育也一如既往。
 
形式上进行的排外之风，只不过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在日本这场闹剧进行的同时，美国大力投入日语乃至日本文化的教育。这些应急人才，成了监听通讯，分析情报，瓦解士气的重要力量。
 
随着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敌性用语”的闹剧在持续了四五年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时，当一般民众正常的英语教育横遭干涉，却猛然发现那些曾经领导他们、鼓舞他们的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此时却操着流利的英语，出没于各种国际俱乐部，甚至还操控着兴盛一时的洋货黑市贸易。
 

【文章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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