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出版界的“毛泽东热”中，孔东梅女士著《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本书，因为孔东梅是李敏的女儿、毛泽东的外孙女，而且与其“对谈”的王海容也是毛泽东的侄孙女，曾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外交部炙手可热的“通天人物”。这本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2006年8月出版后，国内媒体赞誉有加。我2006年底回到北京在西单图书大厦购买到的这本书已经是第二次印刷，可见在书市上销量也颇为可观。不过，这样一本只有7万字的小书，却卖到了32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时购买的由另外一位“通天人物”章含之女士所著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字数高达38万字，定价却不过是33元人民币。可见孔东梅的书有相当的含“金”量。

可惜，孔东梅这本新书的含“金”量只是金钱的“金”。书中所提到的火烧英国代办处、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中美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国进入联合国、田中访华等事件早已为读者所熟知，孔东梅不但没有提供任何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却不惜笔墨在有限的篇幅内大量引用已经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文献。本书中唯一可以称为“爆料”的独家故事是毛泽东17岁那年“外公的初恋”，但却与《改变世界的日子》主旨扯不上什么关系。孔东梅参考和引用的书籍包括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吴旭君著《毛主席的心事》、林克、吴旭君、徐涛著《历史的真实——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以及斯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说的不客气一些，在本书中的主要章节中作者所作的工作就是把上述材料中的毛泽东三个字改写成“外公”两个字。比如，52页有这样一段：“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毛泽东这段话是引自中央民族出版社《外交战略家毛泽东》第102页，孔东梅把“毛泽东”改写为“外公”以示亲切，却使用“我驻外大使”这样的官样文字，上下文显得十分不协调。孔东梅女士号称“与王海容谈往事”，但书中却绝少引用王海容的原话，只是反复使用“给海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模棱两可的文字。书中第70到75页大段引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本来与王海容无关，作者却自作聪明地加了这样一个引言：“外公与斯诺谈话给海容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是：……”此外，书中第153页提到伊朗阿什拉芙公主访华，王海容以礼宾司负责人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当时阿什拉芙公主见到王海容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是鲜花的小姑娘呐！”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却不是出自王海容本人的回忆，而是引自阿什拉芙公主的《伊朗公主回忆录》。

在70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先后任副外长、外长的乔/冠/华出尽风头，但是在孔东梅的笔下，乔冠华只不过是在联大宣读了几片政府文告的技术官员。本书第104页描写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代表团乘机赴美国居然这样写道：“…大家登机，海容等代表团领导在头等舱落座，下一站就要离开祖国了！”好一个“海容等代表团领导”！其实，在头等舱落座的不但有王海容，也有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吧。孔东梅这里不提同机赴美、在经济舱落座的章含之也罢，却实在没有必要把乔/冠/华贬低到“等”字系列中去。书中第42页描写王海容初到外交部的情景，同样略去了向外交部领导报到的场景，却莫名其妙地写了一句“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50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至于龚澎是乔/冠/华的夫人、此后因病逝世都没有交待。王海容与章含之的关系不佳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无法断定作者是否用褒扬龚澎的方式来贬低乔冠华的下一任夫人章含之，但是我注意到孔东梅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到章含之是在“尾声”第162页引用新华社“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的电讯：“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和章含之。”在115页，孔东梅写道：海容“抱病参加了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将军的谈判，看来就是在那次黑格准将说起了那个该死的词——Viability。海容正病得一塌糊涂，不过她很快得知——出事了。”到底Viability这个词到底为什么“该死呢”？作者欲言又止，吊起读者的胃口，却不仔细交待。好在章含之作为翻译参加了那场谈判，对于viability事件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有详尽的描述。原来那场会谈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黑格在谈判中表示美国关注中国的viability。这个词当时被翻译为“生存能力”，引起周恩来的不悦。会谈以后，周恩来要求翻译查阅权威的英英大辞典，确认viability的确切意思。周恩来说如果这个词确实是“生存能力”，他要驳斥黑格。章含之等人查阅了牛津、韦伯斯特大辞典之后，证实了viability的确含有“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据此批驳了黑格，表示中国有能力捍卫领土，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样翔实的纪录，孔东梅因人废言不予引用，不能不说又是一个败笔。

此外，孔东梅书中还有许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实和编辑错误，举例如下：

第62-63页：1970年10月1日，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外公毛泽东。”“没有人想到，这是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事实上，1970年国庆并不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毛泽东在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也登上了天安门。

第67页：1966年8月18日，“外公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斯诺是他在这里会见的第一位外宾”。“斯诺一行的车停在游泳池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xx和副主任张耀词上前迎候…斯诺从他们的军装和身份上判断，这是两位将军。”解放军在1965年5月就取消了军衔制，当年凡是军队干部都穿四个兜的草绿色军装，不知斯诺如何从军装上判断汪、张二人将军的身份？

第71页，在引用毛泽东、斯诺谈话内容的同时，刊登北京饭店的照片，说明是：“当年会谈的地点北京饭店今貌”。在第67页明明写毛泽东是在游泳池会见斯诺，北京饭店怎么又成为了“会谈地点”？从常识上看，中外会谈在中南海、人大会堂都有可能，北京饭店一般不应该成为“会谈地点”。

第94页：第1自然段：“1971年7月11日中午，接待小组和美国特使一行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同一页末尾：“1971年7月11日中午，48小时之后，美国特使基辛格一行六人离开北京。”基辛格到底是哪一天到达北京的？显然这里出现了编辑错误，把抵达的时间7月9日误植为“7月11日”。

第100页：“10月26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第101页：“从10月25日中国获悉恢复联合国席位，到11月2日外公决定派团参加联大，正好过了一周”。中国到底哪一天获悉恢复联合国席位？虽然只相差一天，但是前后矛盾的说法是这本书的价值打了折扣。

第113页：“如果没有1972年2月那次成功的破冰之旅，如何能想象今天美国总统几乎每年来华一次”。美国总统现在是否“几乎每年来华一次”，作者不应该信口开河，编辑也应该把关查一下纪录。

第135页：引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这里tabble为table之误。

第147页：“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属于第二世界…”这里的“澳洲”属于民间通俗说法，不是正式的地理词汇。

……

作者在书末的“感谢”中表示：“对于作品存在的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前辈及知情者、研究者批评指正”。我虽然不属于“前辈及知情者、研究者”，但是还是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发表一些看法。希望以出版权威文献而著称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尽到把关和编辑的责任，在下次再版、印刷时对本书的内容进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