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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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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说牛:梁山好汉吃牛肉真的象征反叛精神吗?

(2021-02-28 08:20:36)
分类: 穿越食空·非烹饪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农业就离不开牛耕了,牛已经成了传统农业最重要的畜力。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时,一个叫张廷珪的大臣说过:“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新唐书·张廷珪传》)帝王靠百姓供养,百姓靠粮食供养,粮食靠耕作得来,而耕作是离不开牛的。牛死了,耕作就没法进行;耕作没法进行,粮食就不能获得;粮食不能获得,百姓就只能饿死;百姓一旦饿死,帝王靠谁供养呢?张廷珪是站在帝王角度说这番话的,他的结论是:牛非常重要,没有牛就没有帝王。
因为牛如此重要,所以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牛的保护。
唐高祖李渊即位时,颁布过一道《减用牲牢诏》:“国初草创,日不暇给,凡厥礼仪,鲜能尽备。且生人未乂,凋敝日多,至于畜产,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为身,穷极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禽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国家刚刚建立,物资比较匮乏,人口稀少,耕牛更缺。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振兴农业。要想振兴农业,必须保护耕牛。过去祭祀要宰牛,如今呢?必须尽量避免宰牛。从今往后,朝廷祭祀天地和祖先可以用牛,其它祭祀则只能使用猪羊。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在长安南郊祭天,大臣准备宰牛,被他制止了。他说:“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唐大诏令集》卷68)牛是农业的靠山,所以不能宰牛。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保护耕牛,为后世皇帝留下了祖宗家法。此后的唐朝皇帝屡次颁布禁令,禁止民间宰牛和吃牛。例如唐宣宗说:“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后,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参军等,严加捉搦。”(《唐会要》卷41)天下各州屡次违背屠牛禁令,必须刹住这股歪风。即日起,各州府长官以及司法干部(录事参军)要行动起来,逮捕那些宰牛的犯罪分子。
唐朝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法律汇编,后世称为《唐律疏议》。该书将“屠牛”定为重罪,与图谋造反、忤逆父母、铸造假钱、持刀抢劫等等并列,归为“十恶不赦”。也就是说,犯了别的罪可以被赦免,而杀牛之罪不可赦免。
《唐律疏议》还规定:“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伤害别人家的马和牛,按照盗窃罪判刑,并且还要照价赔偿。如果杀的是自己家的马和牛,处以一年徒刑。
唐朝散文家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从头到尾都在列举牛的功劳、歌颂牛的美德。柳宗元说,牛是个大脑袋、弯角、皮毛厚的庞然大物,鸣叫的声音就像黄钟大吕一样宏大。冒着烈日,一天能耕百亩土地,往来耕种的地垄又长又直。种地的时候靠牛,收粮的时候也靠牛,拉着粮食箱子送到官仓,自己不能尝到一口。使穷人能致富,让饥民能吃饱,却又不自居功劳。陷在泥中,踏着土块,常在野外草间干活。人用起它来毫不犹豫,但它的功用好与处到处可见。死后,皮和角都被使用了,全身上下的皮毛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有的皮用来穿绳子,有的肉用来当祭品。牛比那些赢牛鸳马强多了。牛虽然有很大功劳,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唐朝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既歌颂牛的美德,又哀叹牛的不幸。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说他在郊外散步,看到一个老人牵着一头瘸牛。老人告诉他,那头牛又老又瘸,不能再耕地和拉车了,只能卖给屠夫,它的肉还能吃,皮还能做衣服,卖来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刘禹锡产生了悲悯之心,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老人嘲笑了一顿。
其实刘禹锡的文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使是在唐朝,即使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仍然有人宰杀掉不能继续耕作的牛。人们将那些老弱病残的牛杀掉,并不是因为不喜欢牛,而是因为牛肉和牛皮可以换钱。
事实上,每个朝代都实施过禁止屠牛的政策,但每个朝代都没能完全禁止人们对牛的宰杀和食用,并且人们宰杀的未必都是老牛或病牛。
宋人笔记《青琐高议》有云:“封丘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个屠牛专业户宰杀了千万白头牛。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名臣胡颖的一段总结:“店肆之间,公然鬻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小人之无忌惮,一至于此。”从乡村到城市,宰牛和卖牛肉的比比皆是,民间似乎并不害怕屠牛禁令。
看过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梁山好汉更有宰牛和吃牛肉的习惯。曾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水浒传》作者故意这样描写,为的是凸显好汉们对朝廷法令的藐视。事实上,朝廷虽有禁令,民间未必遵守,在宋元明清等等朝代,老实巴交的普通百姓照样有可能食用牛肉。在现存宋朝话本、元朝戏曲和明清小说当中,牛肉可以成为城市居民飨客的佳肴,也可以成为乡间饭馆下酒的小菜,而那些面对牛肉大快朵颐的食客,大半都是良民,与反叛官府的梁山群雄并不相同。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有一位官员向宋徽宗解释屠牛禁令为何无效:“民间以屠牛取利者,所在有之。……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肉每斤价值百钱,利入为厚,故人多贪利,不顾重刑。……贪利之民计会上下,诈作病牛倒死。……屠不畏官司,肉列几案,罗列市肆,冒法而不为禁,啖食而不知忌。”(《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52)一头活牛只卖5000文到7000文。如果宰杀卖肉,却能卖200斤到300斤。按照每斤100文的市价出售,可得2万到3万文。所以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朝廷虽有禁令,养殖户却能想办法把禁令变成废纸,将好牛当成病牛和死牛卖给屠户。养牛者有利可图,屠户有钱可赚,食客们有肉可吃,区区刑罚又怎能禁得住呢?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宋朝这位官员道出了民间宰牛行为的本质,也揭示了古代中国历代帝王保护耕牛的颟顸无知之处。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进行任何保护,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出最理性最划算的决策:只要用牛耕田带来的利益能超过宰牛卖肉,就用不着官方禁止,老百姓自会保护耕牛;否则的话,无论官方怎样禁止,宰牛和吃牛的链条都不会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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