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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棺与抢尸——从古罗马到古中国的殡葬习俗

(2018-08-30 09:13:56)
分类: 旧闻新读·非历史

先把历史的指针拨到一千八百年前。

一千八百年前,古罗马帝国,高卢省的里昂,正在发生一起抢夺棺材和尸体的官民冲突,冲突一方是高卢当局,另一方是基督徒。

冲突起因是这样的:罗马帝国禁止传播基督教,在里昂处死了一批传道者,陈尸于广场,示众六天,还要将尸体火化掉。基督徒不答应,请最好的石匠打造了几十具棺材,要按照自己的仪式为遗体下葬。罗马士兵重剑长矛把守现场,不许基督徒靠近;基督徒手无寸铁冲进包围圈,要抢夺尸体。

结果不用问就知道,空手的肯定斗不过拿家伙的,老百姓肯定斗不过官府,那些基督徒不但没能抢回尸体,连他们订制好的石棺都被没收了。最后,高卢当局砸毁了棺材,烧化了尸体,还把骨灰抛到了河里。你们不是想土葬吗?葬一个试试啊?骨灰都不给你们,哼!

诸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有可能浮想联翩,联想起最近江西省内发生的“收棺”事件——为了赶在201891日之前全面完成土葬改火葬的殡葬改革任务,江西省某些县市强行从民间收缴现存的棺材,用挖掘机集中捣毁,甚至将已经下葬的棺材都刨了出来。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毁掉棺材,都是不让火葬,手法挺像的。但仔细掰扯掰扯就知道,文化背景和政治意图完全不同。

在现代中国,民间讲究入土为安,流行土葬。而在古罗马,用不着官方去强行推广,火葬已经很流行了,除了帝国治下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希伯来人,大部分人民都偏爱火葬,上至君主,下至奴隶,土葬很少,火葬很多。

比如说,在公元1世纪,古罗马十二位皇帝当中有八个是火葬的。另据Richard JonesBurial Customs of Rome and the Provinces》(《罗马及诸行省的丧葬习俗》)一文详细考证,从公元前25年到公元37年,86%的罗马公民选择火葬;从公元41年到公元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5%;而从公元98年到公元180年,火葬比率稳定在90%左右。

罗马人本来的习俗是土葬,后来之所以盛行火葬,一是因为战争,再就是受到了希腊“灵肉分离”文化的影响。战争因素很容易理解,打仗嘛,死那么多人,假如把尸体运回去土葬,成本太高,不如就地火化,只把骨灰运回去就行了。“灵肉分离”又叫“灵肉二元论”,说的是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中,只有将肉体完全毁灭,灵魂才能自由飞升。我们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例如柏拉图,例如毕达哥拉斯,都秉持这种思想,都将火葬看成是最合理最洁净的丧葬方式。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罗马人渐渐相信,如果想尽快让一个好人的灵魂升入天界,就要将他的尸体烧成尘土;如果想把一个坏人的灵魂赶回地狱,也要将他的尸体烧掉,否则会让活人不得安宁。据古罗马传记学家盖乌思·苏维托尼乌斯叙述,罗马人在为变态皇帝卡里古拉举行火葬时,活儿做得不彻底,尸体只烧了一半,被埋入土中,结果卡里古拉的鬼魂经常跑出来为祸人间,直到卡里古拉的姐妹挖出尸体,重新火化,墓园附近的居民才睡了个好觉。

罗马帝国疆域梁阔,民族众多,不可能都支持火葬。当高卢省当局准备火化传道者的尸体时,围观的基督徒之所以抢尸,正是因为那时候的基督徒反对火葬。

他们为什么反对火葬呢?因为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复活,而复活是需要肉体的,如果把肉体烧成了灰,还怎么复活呢?使徒保罗自信满满地说过:

如果我们已随基督而死,我们相信,我们也会随他而活。我们知道基督曾经从死里复活,他再也不会死,死亡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效果。

那时候的基督徒不怕死,但是害怕火葬,在他们的观念中,火总跟地狱扯上关系,只有作恶者才会被天使扔进火狱中受到惩罚。即使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在古代希伯来人的生活中,火也是一种惩罚罪犯的工具,不应该用在行善者的遗体上。

基督教早期传播的时代,也是古罗马盛行火葬的时代,但罗马政府之所以非要烧掉传道者的尸体,倒不是为了进一步推行火葬,而是不想为基督徒再次传播“复活”留下机会。所有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受刑而死,尸体没被火化,他的追随者“看到”了他的复活,以至于追随者变得更多。

现在我们从围剿基督徒的古罗马跳出来,回到我们温良恭俭让的中国。

古代中国有没有火葬习俗?当然有。当代考古发现,从辽东半岛到黄河上游,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墓葬遗址中均有火烧人骨,应该都是原始火葬习俗的证据。有的学者表示反对,说那不是火葬习俗,而是最野蛮最残忍的吃人习俗。这个说法倒不是没可能,可是在一些遗址中,烧剩的人骨被摆得整整齐齐,旁边的陶罐里还装着骨灰,如果硬要说这是原始部落烧烤人肉的遗址,未免牵强,除非那些原始人吃烧烤人肉如同上海人吃螃蟹那般闲情雅致,吃完剔净以后,还要再拼出一个完整的壳儿来。

原始社会且不说它,我们主要看帝制时代。在帝制时代,儒教占主流。儒教不谈灵魂,不信复活,但是极为重视孝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自己的身体属于不孝,毁伤父母的遗体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至少从唐朝开始,朝廷正式颁布的律令中已经开始明确禁止火葬了。

制定于唐朝的《唐律疏议》和修订于宋朝的《宋刑统》都有这条规定:

子孙于祖父母、父母,……烧棺椁者流二千里,烧尸者绞。

祖父母和父母死后,后代子孙如果将其尸体装在棺材里烧化,流放两千里;如果直接将尸体烧化,处以绞刑。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第三十卷也有记载:

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据土著汉人,拟合禁止,如遇丧事,称家有无,置备棺椁,依理埋葬,以厚风俗。

这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中书省出台的禁令,除了守卫边疆的军人、远行贸易的商人、蒙古治下的色目人,可以不必遵守禁令,该火葬的火葬,该水葬的水葬,该天葬的天葬,汉人则必须土葬。

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了一道在全国范围内严禁火葬的圣旨:

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其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埋葬。或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最近百余年来,国人受胡人影响,亲人失去不埋葬,用火烧掉,将骨灰撒到水里,这是最伤害亲情、最败坏风俗的做法,必须禁止。如果家里太穷,买不起坟地,地方政府有义务拨付空地,建造公墓;如果在外地做官,死后无法归葬,朝廷有义务发给其家属丧葬费,让死者得以归葬家乡。

满清刚发迹时,女真贵族通行火葬,例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火葬,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及其孝康皇后和孝敬皇后也是火葬,康熙朝重臣索尼和遏必隆均为火葬。但是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明令禁止火葬的上谕长篇大论地出台了: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查,或仍用不化,此狃于沿习旧俗,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醒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还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雍正这条上谕,主要是针对满洲人。满洲人入关当了奴隶主,仍然保留着入关前的革命老传统,无论旗主还是旗民,死后均以火葬为主,被汉族士大夫看不起。所以雍正为他的老祖宗找出一套理由:祖宗们之所以火葬,是因为一直南征北战,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假如不火葬,尸体没办法携带,儿孙想尽孝道也不可能。现在条件好了,满洲人当家做主了,怎么能继续火葬呢?以后除了死在外地的穷人,统统不许火葬,谁敢触犯禁令,朕就收拾谁!

诸君想必看得出来,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在丧葬政策上完全相反,现在推广火葬,禁止土葬;古代却推广土葬,禁止火葬。

从唐朝到清朝,历代朝廷都在禁止火葬,到底有没有把火葬给禁掉呢?肯定没有。

《美国历史评论》第九十五期刊登过一篇《宋朝的火葬》,作者埃布莉是美国学者,她的考证结论是,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流行火葬的朝代,平均每一百人去世,其中会有将近三十人被火葬。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

满清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再发上谕,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禁止火葬的运动。

大伙试想一下,假如历代朝廷的火葬禁令都有实效,还用得着一次又一次地禁止吗?

在座所有人都看过《水浒传》,该书人物武大郎死后是火葬还是土葬?没错,也是火葬。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大郎死后第三天,潘金莲要求“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何九叔的伙计们一大早赶到,“自来扛抬棺材”,也有几个街坊送葬,潘金莲身穿孝服,一路上假哭。

阳谷县城郊外有一个火葬场。众人来到这个火葬场,何九叔也到了,先给武大郎烧了一串纸钱,然后就吩咐连棺材带尸体一起烧掉。此时潘金莲带着送葬的街坊去火葬场旁边的“斋堂”里吃饭,何九叔等着棺材烧完,把骨灰收拾起来,撒到了火葬场上的“撒骨池”里。

小小一个县城,既有火葬场,又有撒骨池,说明当地人早已习惯了火葬。

《水浒传》写于元末明初,而武大郎火葬这段情节,反映的正是当时现象,火葬在民间根深蒂固的现象。

问题在于,儒教鄙视火葬,官府打压火葬,古代中国的老百姓为何还如此热衷于火葬呢?

答案在于两个字:便宜。

搞土葬,总要买棺材、买墓地吧?总要修墓吧?总要雇人把棺材抬到墓穴里吧?费时费力,也费钱。改成火葬,最多买一具棺材,连人带棺一把火烧掉,骨灰往撒骨池里一撒,万事大吉,用不着买墓地。

当然,宋朝人火葬之后,有时会把骨灰存到瓷器烧造的骨灰罐里,再把骨灰罐放入棺材,最后还要入土为安,相当于先火葬、后土葬。像这种情形,一般是官员或商人死于外地,家属想把尸体运回老家安葬,可是路途遥远,交通落后,那时候可没有冰棺,尸体会在半道上烂掉,不得已,只好火葬,然后把骨灰运回去。本质上说,这还是为了节省成本——节省运送尸体的成本。

《宋文鉴》中有一篇文章写道:“或以守职徼远,葬于先祖之茔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某些官员在任职所在地挂掉,离家乡太远,只能烧成骨灰,才有可能归葬。

吕祖谦《少仪外传》也阐明了同样的理由:“旅官远方,贫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归葬?”离家那么远,家属没能力把灵柩运回去,如果不火葬,怎能将死者安葬于家乡呢?

公元1066年,苏洵死在首都开封,朝廷赏给苏轼兄弟白银一百两、丝绸一百匹,作为苏洵的安葬费,又派官船护送苏洵的尸体回四川眉山。苏轼和弟弟苏辙坐着官船扶柩还乡,下汴河,入淮河,过长江,到眉山,一路上花了半年时间。假如朝廷不给补贴,不派官船,苏轼兄弟很可能会在开封把苏洵烧掉,因为路途如此遥远,开销如此巨大,“不焚之,何以致其归葬?”

现在推广火葬,有一个理由是节省土地,意见领袖对这个理由鸣鼓而攻之,说土葬并不浪费土地——木质的棺材埋入土中,过上一百年两百年,棺木与尸体一起化为泥土。倘若后人不来添坟扫墓,坟头也会变得越来越小,直至与地面齐平,丝毫不妨碍耕种。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土葬其实是相当浪费土地的,古代之所以流行火葬,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土地紧张,穷苦百姓买不起墓地。

《宋史》第四百三十七卷记载湖北风俗:“死则不葬,而畀诸火。”死了不埋,扔进火堆。为啥?《夷坚乙志》第九卷有相关解释:“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重,多舆棺置其上,负土它处以掩之。”湖北人多地少,土地紧张,死人与活人争地,活人当然优先考虑。城郊的空地不能种庄稼,坟头密密麻麻,见缝插针都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在旧坟上面添造新坟,把死人的住所都搞成了小复式。具体怎么搞呢?原来是把棺材放在旧坟上,再覆盖一层土,把棺材盖住就行了。

非止湖北,整个宋朝都是人多地少。宋徽宗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疆域却比汉唐时期小得多,人均耕地少得可怜,人口密度高得吓人。假如还像以往的朝代那样盛行土葬,宋朝人真的会饿死一大批。

范仲淹的儿子范存仁当过太原知府,“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太原人多地少,老百姓珍惜土地,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存仁作为正宗儒家门生,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把骨灰搜集起来,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

上述故事见于《宋史》,修撰《宋史》的人是将范存仁当做好官来歌颂的。不过站在纯经济立场的角度看,范存仁为了维护土葬的旧习,害得太原又损失一大片耕地,如此迂腐冬烘的官员,对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是的,作为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历史爱好者,我向来赞成火葬,反对土葬。但我绝对不赞成江西那种“全省大收棺”的搞法,因为方式太粗暴,配套太落后,太急功近利,既不能节省土地,又容易激起民愤,还非常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殡葬成本。

合理的火葬配套政策是这样的:

第一,全面开放火葬场和殡仪馆,自由准入,市场调节,将尸体运输费、遗体整容费、火化费、骨灰托管费迅速降下来。当然,这样一来,有关部门会损失一大笔收入。

第二,既要推广火葬,更要改良土葬,尽快做到火葬后不再土葬。如果土葬,则严格禁止砖砌墓室和水泥浇筑,否则才是真正的浪费土地,几百年都无法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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