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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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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大战

(2011-05-05 21:17:34)
分类: 旧闻新读·非历史

这些年上演的电影电视剧,凡是反映上海滩的镜头,都离不开一个道具:人力车。这玩意儿结构简单,前面两根长长的车把,后面两只橡胶轮子,轮子上面有座儿,座位后面有靠背,乘客在后面坐着,车夫驾着两根车把在前面拉。其实这种车辆不光旧上海存在,民国时期大中城市街头都有,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其普及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出租车。

稍微往前追溯一下就会发现,人力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原先只在日本流行,到了清朝末年才被一个法国人引进到上海租界,所以人力车又叫作“东洋车”。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黄包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官方要求所有跑活儿拉客的人力车必须漆成黄色,好跟不拉外活儿的私家人力车区分开。那时候汽车昂贵,非豪富与大员不能乘坐,小康家庭买不起汽车,就买辆人力车,再包一车夫。私家人力车也要刷漆,一般要求刷成黑色,所以又叫“黑包车”,只是这个名字没能叫响,搞得现在一说人力车,就以为是黄包车,其实黄包车只是人力车的一部分,就像现在出租车只是汽车的一部分一样。

私家包养的黑包车且不管它,我们谈谈到处拉活儿的黄包车。

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黄包车可以按里程收费,也可以计时收费。按里程收费的话,起步价大洋1角,此后每华里大洋8分。如果计时收费,每小时大洋4角。那时候一块大洋在上海市面上的综合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60元,每小时大洋4角也就等于每小时24元,刨去空载和等活儿的时间,一个黄包车夫一天拉5个小时,能够进账120元,如果一个月不歇班,月收入就是3600元。这个收入水平,搁今日上海或许很低,在民国已经蛮可以了。

还是在1930年,南京社会科学调查所对上海100家工人家庭做记账式调查,平均每家有两个半人上班,加起来每月收入只有36块大洋,按一块大洋购买力等于6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2160元。而我们前面算过,一个黄包车夫每月能有3600元的毛收入,比一家工人挣得都多。

奇怪的是,黄包车夫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远不如工人,很多苏北民工来到上海,都是托关系走门子进工厂,实在因为文化太低或者技术太差进不了工厂,才不得不去做黄包车夫。因为拉黄包车的毛收入虽高,纯收入却非常微薄,绝大部分收入都得交出去:

第一是违章罚款。上海交通规则多变,清末要求靠右行,民国要求靠左走,租界的规则和华界有区别,日军侵占期间跟收复以后也有区别,黄包车夫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与时俱进,尤其刚入行的时候,动不动就违章,逆行几次,一天的收入就全给交警了。而且那时候交警还特别歧视黄包车夫,同样是违章,上面坐着老板和官员的黑包车不会被罚,没有富贵人家包养的黄包车却在劫难逃。

第二是份子钱。人力车引入中国后几经改良,硬座换成了弹簧坐垫,木头包铁的轮子换成了橡胶轮子,车座底下还装了电铃,买一辆崭新的人力车,得花四五十块大洋,对两手空空从农村进城淘金的车夫来说,这笔投资是出不起的,即使出得起,买一辆人力车自己上牌自己拉活儿,也要受车行(专门出租人力车给黄包车夫的商铺,类似现在的出租车公司)的欺负和黑帮的压榨,所以车夫们一般都是租用车行的车。各大车行收费不一,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

第三是牌照费。本来黄包车的牌照费并不高,上一张牌只收两块大洋,可是为了避免交通拥堵,官方一直限制黄包车的数量,从1924年工部局发放1万张牌照起算,此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增发过一张车牌。也就是说,合法营运的黄包车最多只能有1万辆,多出来的都是黑车。这样一来,车牌就成了紧俏货,官方两块钱一张的车牌到了市场上,最后的转让价竟然能疯炒到750块大洋一张!很多有后台的人靠出租和倒卖车牌发了大财,而黄包车夫却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牌照费——牌照费是车行出的,最后得分摊到车夫头上。

除了这些,车夫之间的竞争还很激烈。1934年,全上海登记在册的黄包车共有9990辆(跟现在出租车一样,黄包车也有规定的报废期限,1万辆缩减为9990辆,是因为部分车辆已到报废期),靠拉车为生的黄包车夫却有4万名。这4万名车夫当中,大约有1万名是偷偷拉黑车的,他们所拉的黄包车只漆了黄漆,却没有合法的营业牌照,另外3万名车夫则在争抢那有限的9990辆。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说好话,得找人作保,得给车行的管理人员送红包,甚至还要主动要求上调份子钱。好不容易租到车辆的车夫,为了让车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再把车辆转租给第二个第三个车夫,自己拉白天,别人拉晚上,24小时不停歇,就像现在上海的出租车一样。

到了1939年,全上海已经有10万名车夫在拉活儿了,他们平均月收入只有9块大洋,穷得没办法送孩子入学,拉黄包车出身的黑帮老大顾竹轩良心发现,出资办了7所希望小学,专收黄包车夫的子弟入学,算是给广大车夫提供了一些道义上的帮助。而与此同时,那些车行、那些交警、那些交通部门的官员、那些倒卖车牌的商贩,都发了大财。车夫在流汗,他们在收获,这种现象非常不合理,但我不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哪儿,是因为官方对黄包车数量的变态限制?还是因为车行的垄断?希望专业人士帮忙解惑,因为这个问题还没过时,放到今天来问,刚刚合适。

 

附注:此文参考了《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中国劳工生活程度:十四年来各个研究的一个总和》(原载于19316月第2期《社会科学》第224-268页)、《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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