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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下)

(2017-03-22 17:53:30)
标签:

汤若望

崇祯历书

第谷

西学种源

中体西用

分类: 科学外史专栏
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3期
科学外史(129)

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下)

江晓原

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下)

汤若望的科学政治学赌注
       崇祯帝颁行历书的诏是1644年春天下的,下完没多久,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了吊,整个国家陷入混乱,颁历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可是李自成的军队踌躇满志占领北京没多久,又在满清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下退出北京向西逃窜,清兵随即进入北京。半年时间北京城换了三个主人,当此剧变,城里的汤若望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北中国沦陷之后,明朝残部在南方建立了南明政权,南明政权维持了好几十年,继续抵抗清军。当时在中国的不少耶稣会士选择跟南明政权合作。甚至有耶稣会士书生气十足地写信给教皇,要他出兵支援南明政权——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教皇哪有那样的力量去管遥远东方的事情。但是汤若望不一样,汤若望从一开始就决定和清政府合作。
       从李自成进城,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日子里,汤若望争分夺秒地进行《崇祯历书》的改编工作。《崇祯历书》主要由四个耶稣会士修成,四个人里龙华民、罗雅谷死得早,邓玉函地位最高,他和伽利略都是山猫学院(现代意大利科学院的前身)院士,但是邓玉函死得更早,汤若望在四个人中活得最长。汤若望改编时添入了多种由他署名的小篇幅著作,这样就能够突出他的贡献。达官贵人不可能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全部看一遍——他们也看不懂,通常就是翻翻目录。在改编后的历书目录上一翻,汤若望的名字出现很多次,这确实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这部书的作者中,汤若望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只是对《崇祯历书》的技术性处理,里面绝大部分内容仍然原封不动。
       汤若望把改编过的历书献给清政府。历书是一个王权的象征,一个新政权总要弄一部新的历书,清朝刚刚在中国建立,南明还在抵抗,清朝迫切需要一个正统性的象征。这时汤若望给它送来一部新的历书,这正是清朝想要的东西。而且从科学上说,这个历书也比原来明朝的历书更优越。顺治皇帝很快御笔亲题了新历书的名字:《西洋新法历书》,于1645年颁行,顺治还任命汤若望做钦天监的负责人。
       汤若望极善于走上层路线。明朝时他在北京城里就跟王室成员及达官贵人打得火热,到了清朝,他甚至能让顺治皇帝叫他爷爷——因为顺治的母亲有一次犯疟疾,太医都治不好,汤若望因为有奎宁之类的药,替她治好了,皇太后一激动认他做了义父,顺治当然就得叫他爷爷了。汤若望和顺治处得很好,史料记载,顺治没事还爱到汤若望那儿走动走动,“欢若家人父子”,关系很融洽。汤若望使宫廷里很多达官贵人都领了洗,信了天主教。所以他把上层关系搞得非常好。
       从汤若望开始,清朝近两百年都保持着由耶稣会士任钦天监负责人的传统。汤若望去世后由南怀仁接任。雍正时清廷和耶稣会之间闹出“礼仪”之争,几乎绝交,但是钦天监的负责人仍然是耶稣会士,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十年,情况才改变。

《崇祯历书》为何选用第谷体系
       《崇祯历书》在1634年最后编完。那时的欧洲天文学界,托勒密所代表的古典天文学仍有市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于1543年,到那时也有九十年了。哥白尼学说当时已受教廷批判,但实际上教廷把《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审判伽利略的那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第谷的学说——这是《崇祯历书》所采纳的学说。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受到丹麦国王的资助,给他一个小岛,给他很多钱,他成为汶岛的主人,在岛上建了两个天文台,那里一度成为欧洲天文学的中心。第谷当时制作的天文仪器精度很高,被认为达到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观测的巅峰。今天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还能看到有八件仪器,其中六件是南怀仁为康熙造的,这六件仪器完全是第谷仪器的拷贝。
       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第谷体系,都是几何模型。第谷体系是日心和地心体系的折衷。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这些体系只要适当调整其中的参数,都可以相当准确地描述天体运行。第谷由于观测精度非常高,他的体系和实际情形的吻合程度也最高,所以当时在欧洲他的体系精度最高。而哥白尼本人不是一个优秀的观测者,他的体系在精度上比较差,在当时的欧洲连第三位都不一定排得到。
       有一些例子可以表明哥白尼不精于天文观测。例如,哥白尼一辈子没见过水星。水星确实不容易观测到,但是作为创立了一个天文体系的人,连水星都没见过,这有点意外。又如,哥白尼的学生说,他老师观测的精度到10角分就满意了。而第谷的精度是在角秒的量级上,所以哥白尼的精度远远不如第谷。
       在编《崇祯历书》时,耶稣会士选择第谷的体系而不选择哥白尼体系。以前的解读是因为教廷反对哥白尼,所以耶稣会士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政治是一个因素,但实际上被夸大了。因为中国人关心的是怎么把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计算出来,而不是太阳和地球哪个在中心。耶稣会士们对这一点也完全理解,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人讲的是“密”——精密。当然第谷体系是最精密的,所以他们采用第谷体系,最能说服中国人。这是耶稣会士选择第谷体系的主要原因。
       《崇祯历书》中大量的天文表都是根据第谷体系编算出来的,但耶稣会士也没有封锁哥白尼学说,《崇祯历书》里也介绍了哥白尼学说,对它的评价还很高。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
       所谓“西学中源”是说,欧洲的天文学其实都是从中国古代源头上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古代学说传到西方以后重新发展起来的。这个说法最初从明朝遗民那里出现,比如王锡阐,后来康熙大力提倡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在明清两朝被很多中国士大夫所接受。这个说法在事实上无法成立。但是当时这么说,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方法和工具。既然本来就是老祖宗的东西,“礼失求诸野”,古代的那套东西一部分传到西方,他们把它发展了,但其实还是我们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能够给自己提供精神安慰,对于学习西方来说,思想上的障碍也可以消除。从明末开始,“私习天文”就合法化了,民间都可以学,民间的大部分人确实也都是学习《崇祯历书》中的欧洲天文学。
       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虽是晚清才出现的,但事实上古代中国人一直是这样做的。西方天学不断输入中国,中国人一直是把西方传来的方法当作辅助工具。唐代将印度天文学方法“与大术相参供奉”,我们本土的方法是“大术”,正大之术,外来的东西是偏门,我们可以参考采纳。
       “中学为体”的“体”其实不光是“主体”的意思,它又是一个性质问题。以钦天监为例,钦天监是皇家的天学机构,从顺治开始由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它有两个监正:满监正由满族人担任,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管政治上的事情;耶稣会士担任的监正类似于天文台台长,是技术上的领导。但即使耶稣会士领导着钦天监,钦天监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钦天监继续编黄历——清朝叫《时宪书》,耶稣会士用欧洲天文学方法来编黄历,也仍然为皇家做各种择吉、算命的事。只是把天文学当作一个工具来用,工作性质是不变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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