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江晓原
江晓原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3,819,754
  • 关注人气:3,613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正文 字体大小:

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上)

(2017-02-14 13:23:14)
标签:

耶稣会士

利玛窦

汤若望

徐光启

崇祯历书

分类: 科学外史专栏
载《新发现》杂志2017年第2期
科学外史(128)

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上)

江晓原

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上)

耶稣会士初来中国
       明代末年,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耶稣会是一个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的宗教组织,创建人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组织严密,持续时间很长,至今犹在,它和梵蒂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今天如果查字典,会发现“耶稣会”是一个不好的词,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的时候都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耶稣会在某些事情上表现不好。明末耶稣会在欧洲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到底怎么评价,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有很多非常好的学校是耶稣会建立的。当时他们派往东方的耶稣会士,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相当尊敬的。
       今天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有三个最著名的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墓旁还有康熙题字的碑。这些耶稣会士都在中国去世,还是有点献身精神的。他们在欧洲受了良好教育,奉派到中国工作,不结婚,一直工作到死,最后埋葬在中国。以前极左的年代把这说成文化侵略,这个说法显然不妥,这些人在中国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好事倒是确实做过,所以至少得承认他们的献身精神。
       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上层社会打交道。他们穿上和尚的服装,结果他们在南中国的境遇很不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和尚的社会等级比较低,士大夫们看不起他们。后来他们开始向中国士大夫阶层看齐,穿上士大夫的服饰,学汉语,写汉文文章,跟士大夫们交往,于是他们被称为“西儒”,就是说从西方来的儒者,他们这才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
       利玛窦亲自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600年,利玛窦获准进北京觐见皇帝,皇帝允许他在京师居留。因为他们必须住在教堂里,所以允许居留就等于允许他建立教堂,也就等于允许他传教。利玛窦从此就在北京城里住着再不出去,直到十年后去世。

明朝的改历之争
       这十年里,利玛窦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末正在发生的关于改历的争议。
       改历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都要出现。为什么要不停地改呢?
       这是中国历法的基本结构决定的。中国古代历法本质上是一种数理天文学工具,用来计算在给定时刻和给定地点的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天文学共同的终极问题。古代中国人用会合周期叠加的方法,来描述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并推算出它们在任意时刻的位置。由于会合周期的叠加会使误差积累,所以每部历法刚开始用的那些年往往很准确,用的时间久了,误差积累起来,就不准确了,接着就会有人提出要改历,所以中国历史上先后留下一百多部历法。明朝继承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稍微更新了一下参数,取名《大统历》,从明朝开国就一直使用,到明末已经用了两百多年,误差明显积累起来,所以就有不少人提出改历。
       这时利玛窦从北京给他在罗马的耶稣会上级写信,说你们要快点派懂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因为这个国家对天文学家有特殊的尊敬。其实这是因为利玛窦开始理解到,在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有着特殊关系。
       明清时代钦天监作为一个皇家天学机构,实际上它和王权的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古代早期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天学是王权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到了明清时代,天学基本上就只是王权的象征了。但利玛窦认识到,即使只是象征,也仍然很重要。利玛窦向罗马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在改历,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进去,我们就能够走通上层路线,直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
       耶稣会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了懂历法的人来,派来的人有好几个,但是现在留下名气比较大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玛窦自己也懂一点天文学,但他掌握的只是欧洲的古典天文学,他自己觉得已经不够用了。
       明朝那个时候日子非常难过,关外有满清入侵的威胁,里面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武装叛乱,真正是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有闲工夫在那里讨论改历这种不急之务呢?历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历法在古代和现代不一样,现在历法就是个纯粹的工具,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政治上的大关节。以明朝为例,明朝每年要向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例如朝鲜、琉球等国,颁赐历法。具体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派使臣到这里来领取,或者中国派使臣到那里去颁赐。这些国家用中国的历法,象征着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历法有重大政治含义,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具。比如那时中国每年向朝鲜颁赐一百部原版历法,同时授权他们在国内翻印。对他们的老百姓来说,肯定只能用翻印的版本,那一百部原版应该是王室、达官贵人用的,这也是一种特权。所以历法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至于国家即使正逢内忧外患,讨论改历在政治上仍然不失为正确。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徐光启是明朝早期几个身任高官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自己都入天主教领洗的重要人物之一,徐光启做到大约相当于今天副总理级别的高级官员。徐光启等人和传教士接触之后,觉得传教士那套天文学方法确实先进,就上书皇帝,说应该把这些人引进来参与改历,这正是利玛窦当初所期望的。
       明朝政府后来就同意徐光启来做这件事情,崇祯帝在位时,于1629年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徐光启召集四位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中国助手,着手编撰《崇祯历书》。这部被现代人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于1634年编成,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后面的工作由李天经负责继续完成。
       历书编成之后,按理说就应该颁行,但是却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崇祯历书》不再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而是改用欧洲的天文学体系——第谷的体系。这一点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觉得历法一直是王权的象征,如今却要用西方人的东西来计算,这简直就是“用夷变夏”。他们强烈反对皇帝颁行这部历法,为此一直争论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崇祯历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进行过八次关于天象预推和实际观测的较量,这在《明史•历志》中都有记载。比如有日食,或者有某种行星天象,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历局就给出一个预测,坚持中国传统历法的钦天监守旧派也给出一个预测,然后到了时间,大家就一道来实际观测,看谁的预测准确。古代天文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给出时间和地点,问日月和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在天空什么位置上,这八次较量都是在比哪一方给出的预测更准确。有时候某个天象在北京城里观测不到,还要专门派人到别的地方去观测,再向北京报告观测数据。
       八次较量的结果,都是《崇祯历书》那一派的西方天文学胜出,精确度都比中国的传统方法要高。尽管谁也没有100%的精确,科学上也不存在100%精确的事情,观测也都只能是达到一定的精度。但在当时双方都同意的观测精度下,确实是西方天文学的方法更精确。所以争论了十年之后,崇祯帝终于相信西法优胜,下诏颁行,不料却已经晚了。
(未完待续)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