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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对大清国到底是祸是福

2017-10-12 08:53:05评论 日本 中国 甲午战争 福祸 文化

 本人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长进:中外史上的30条血训》正式面世,敬请阅读第二十一条《天敌可以断你手臂,也可令你长出翅膀》选段——

 甲午战败是大清国谁之祸谁之福

一个国家出现天敌,似乎不是好事情。但是战败国“因祸得福”,这种另类案例在世界史上确有多起发生。发生在19世纪末叶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甲午战争对大清国到底是祸是福

19世纪,传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草原帝国日渐衰落,海洋国家接管世界。19世纪中叶,即1840年,东西方两个大国,中国与英国爆发战争(鸦片战争)。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令中国人终于亲身体验到:天朝的天敌从草原转到海洋。但他们没有料到,天朝的最要命天敌竟然不是远在天涯的西洋,而是尽在咫尺的东洋,曾经是中国“准藩属国”的岛国日本横空出世。夺走了东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成为东洋新主。

19世纪下半叶起,明治维新西学后的日本即成中国第一外患。1894年开启的中日甲午海战,是两国在近代的总较量,也可以说是争夺东方一哥的决战。甲午海战主要含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三个阶段,真正的海上交战,是黄海海战,前后耗用5小时,交战的结果,是日本以5:0(中方沉舰5艘,日方未沉1艘)取得黄海制海权。

  日本取得黄海制海权,随后进军朝鲜及中国辽东,成为朝鲜的宗主国、中国的准宗主国。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对中国取得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东方舞台形成“日主中从”的局面,也就是说,日本压制了中国整整半世纪。到底凭的是什么?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189523日,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的最后时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致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笔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在海军统帅对海军统帅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

 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

中日海战,败亡的中国海军其实不是亡在战舰,是亡于政治。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从中国的角度看,白江海战虽然赢了,但对本国触动并不深,而这次败了,却对中国几乎产生了摧枯拉朽的影响。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两千岁高龄、僵而不死的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也可以说是甲午战争撬动的。如果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还没有让清人清醒过来,那么,中日战争则彻底扯去了老大帝国遮羞布。正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国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这道“过不去的坎儿”

   随后启动的戊戌变法,明确宣布“以日为师”。18989月,已经卸去首相身份的伊藤博文受到了光绪皇帝的邀请,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

     伊藤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来访的热切盼望,并请其指教。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此次访华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伊藤博文。日本报章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伊藤博文向光绪皇帝表示,赞赏中国新政。对光绪皇帝的改革勇气表示钦佩。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他对光绪皇帝明确表白: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而光绪皇帝的回答也比较积极,大意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关于这次会见光绪皇帝的答语,因为属于密会性质,中国史料没有详细记录,而据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记述,宾主客套之余,光绪皇帝表达了聘请伊藤博文做中国“变法总顾问”的一层意思,有点“准帝师”之意。足见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一样,对日本的榜样作用,甚至借助日本之力促中国之变上,抱有很大期望。 

   期间,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伊藤博文又促膝长谈,意愿表达得更充分,这些史料是有详细记载的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这段对话的大意,是康有为说,咱们两国同文同种,但却一个富强,一个贫弱。所以,我国准备变法图强,效仿你们。希望能借日本一臂之力。

伊藤博文回答是,你们早就应该变了,我与你心有戚戚。

康有为说,我们的旧梦是被你们打醒的,变法这条新路要坚决走下去。

以上对话,足见中国维新派“以日为师”的愿望十分强烈。而伊藤博文这边,一直对促变中国表现诚意。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后戊戌事变发生,保守势力反扑,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后党开始抓捕维新党。维新派要员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中国维新派与伊藤博文的合作,给了发动政变的保守势力以口实——“勾结倭寇”的屎盆于是就扣在了维新党头上,而一心保家天下的他们却不觉可耻。凭心而论:为了国家的开化进步,联合外部势力有何不可?

   历史不为任何开倒车者的意志为转移。伊藤博文积极营救中国维新流亡者,为中国革变保留了火种。之后中国历史发展势不可挡。人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国改良派转身革命派,仅用三年。日本元素在戊戌变法中沉没,在辛亥革命再生,中国留日生转瞬间成为中国革命主力军……

  可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戊戌变法,也就当然谈不上后来中国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为主力、以东京为大本营、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这是日本侵略、为中国带来的唯一一次“反转身”,实可谓“痛定思痛、知耻后勇”。  

如是观之,这场战败对大清国的大佬们未必是福,但对被统治者的人民来说,却未必是祸,因为看清了站起来的出路。

天敌可以断你手臂,也可令你长出翅膀。中日千年一战,大败一方涅槃重生,不是很可以给今天的世界人民长些记性、明晓进化的大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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