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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何以成为李鸿章天敌

2017-09-19 08:47:24评论 李鸿章 伊藤博文 胆略 文化

 本人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长进:中外史上的30条血训》正式面世,敬请阅读第十五条《官僚做大官,政治家做大事》选段——

     伊藤博文何以成为李鸿章天敌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级别旗鼓相当。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甲午战争后,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在签战败的《马关条约》时,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伊藤博文何以成为李鸿章天敌

对等的身份,曾经的对手,忽然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凭的是什么?

据近史学者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交流。大意是这样的——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日本插手朝鲜甲申政变,伊藤想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俨然可为李鸿章所蒙受的“冤屈”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我们知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但结果却是日本后来居上,洋务运动的首领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割地赔款《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呢?李鸿章所抱怨的弥漫于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旧势力对近代化运动的阻挠破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鸿章又算是哪种进步势力呢?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谀辞当做真言。

关于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一个人卖自己的母亲,对买家说:这是我妈,你要好好对待她老人家。

 李鸿章即诚如卖母之人,失大义而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有人为李鸿章叫屈,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是“为国分忧”“忍辱负重”。其实这完全是“单相思”。国家民族决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东西,草民诉求在他眼里也如同卫生纸。他只为一人分忧,那就是最高统治者慈禧。李鸿章所谓的“忍辱负重”,忍的是主子的辱,负的是权贵的重。就精神本质而言,李鸿章与慈禧手下的太监李莲英之流没什么不同。这样一个没有独立思想意识的奴才,即便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政治家、更遑论什么伟人。

关于李鸿章,梁启超早有到位的评价:“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是晚清“庸中的杰士”,但“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作为清末民初的大学者,梁启超确实把李鸿章这样的官僚看透了。

李鸿章的确见识有限。诸如对中西的差距认识。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的社会制度及东方文明事事高于西方文明,唯独在军事技术上不如洋人。作为一个国家总理级人物,浑然不知近代中国落后西方的本源首当政治制度。

李鸿章不仅见识有限,胆量也并不超乎常人。称李鸿章“无胆无识”并不算贬低。“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还是无胆者知难而退的一个借口?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包围倒幕派大营,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命悬一线,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毅然加入倒幕大军,为了“开国进取”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志气和勇气,岂是瞻前顾后、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及担当精神,比伊藤博文差的不止一个档次。早在未成为日本首任首相中年时期,伊藤博文就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思想。他从第一次出洋考察回来,就写报告指出:“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伊藤博文毫不客气地说,以政治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经全面超越东方文明,东方国家要想进步就必须学习西方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中年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即已完成开明藩士到近代政治家的质变。而李鸿章的思想却一直在封建社会里折腾,至死也没有脱胎换骨。以李鸿章的见识和胆量,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在胜利者面前,失败者没有骄傲的本钱。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政治作为不同,当然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为官之道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我们知道,当时世界各国竞争,不在技术而在政治,这是近代化国家之本。而晚清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政治制度,更没有近代人的思想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进步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近代政治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所以,伊藤博文成为李鸿章天敌绝非偶然,那是一个近代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一个是老成的封建官僚,另一个是杰出的近代政治家,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后者完胜前者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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