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深度决定报道的深度——关于人物通讯采访的体会

　　　　　　　　　　　　　　郭梅尼　　　　　　　　　　　　　　　　　　　　　　　　

一踏上记者之路，前辈新闻工作者就教育我，要深入采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采访对象睡在一铺炕上，吃在一张桌上，有时还和他们一起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在这些生活中，采访对象很自然地和我交成了好朋友，和我谈心里话。许多好材料和精彩的细节，都是在与采访对象一起劳动时观察到的，是采访对象在炕头上悄悄告诉我的。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能采访到那样生动感人的细节，其实没有什么奥秘，我不过比他们多下了一番采访的功夫。

48年的新闻实践告诉我，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你花了三分劳动采访，写出的稿件，在读者中只会有三分的反响；你花了十分劳动，写出的稿件，就会有十分的反响。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没有什么捷径。企图花三分劳动获取十分收获，是决不可能的。我体会，采访的艰苦，不仅仅是指体力，同时也是指脑力。不仅要用手脚采访，更要用脑采访；不仅要用汗水采访，更要用心血采访。

采访前，我必须做充分的准备。有文字材料的，我一定尽可能找到有关资料；没有文字材料的，也要先找了解采访对象情况的人，作一些外围采访。根据这些材料，我再进行反复思考，提出问题。由于事先有准备，面对采访对象时，就不是他谈什么，我记什么，而是做到主动采访。1986年初我采访科学家茅以升时，事先看了5本他写的和写他的书和有关资料，又找他的老秘书、他的家属等作外围采访。我根据这些采访材料，对茅老的一生，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采访时重点要问的问题。因为当时茅老已是九十高龄，采访时间限制在一个半小时内。由于我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这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便抓住了要害问题。那天，我写成初稿后送茅老审定，刚刚念了一个题目《人生当架几座桥》，茅老便连连说了三个“好！好！好！”茅老如此赞赏，可能是这个题目概括了这位桥梁专家一生的追求吧。稿件登出后，在科技界产生很大影响，后来香港出了一本《中国当代新闻文学选》，选了内地、香港、台湾一些作家和记者的作品，内地的作品，仅选了这一篇。

主动采访，并不等于主观采访。有的记者在采访中，总想让采访对象按自己设计的框框谈。而且采访中常常打断采访对象的谈话，硬要往自己的框框里引。这样，不仅影响采访对象谈话的情绪，而且采访对象肚子里还有多少好东西你也采访不出来。我体会，记者应该养成善听的作风。善听，不仅要养成尊重采访对象的好习惯，更要善于从中听出宝来，发现、抓住应该进一步挖掘的东西。因此，采访不仅仅是他说我记，更要时时刻刻动脑筋思考，不断筛选，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你所需要的材料和细节。这样的采访，才是有效的采访。

采访中，只要能够到现场采访的，我都尽可能到现场，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这一方面能对新闻事实作亲自调查、核实，同时还能体验到一些独特的感受，这是通过文字和间接采访不可能得到的宝贵材料，它对写人物通讯尤为珍贵。比如，1983年初，采访张海迪时，报社原准备张海迪进京接受团中央表彰时，让我在京采写一篇专访。我提出，如果让我采访，我必须到山东去。当时部门负责人正在会议室研究报道，告诉我，时间已迫近表彰之日，往返恐来不及了。我坚持说，时间再紧也得到山东去现场采访，否则写不好。到第一线采访，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这是我采访人物坚守的信条。会上同意我的意见后，我转身就离开会议室去买火车票，第二天———正月初六，便奔赴海迪的家山东聊城。

到了聊城后，只有一天采访时间，第二天海迪就得启程上北京，接受团中央表彰。这一天怎么安排？我决定要到海迪当年随父亲插队的尚楼村采访。我认为，尚楼这一段生活，奠定了海迪的人生基石，我必须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和海

迪谈，在车上、回北京后都可以挤出时间。在尚楼村，我访问了和海迪相处的乡亲们，和海迪玩耍的小朋友，看了海迪当年住的小土屋，村边的小河，路边的大树，乡亲们送别她的大道……在赴京的车上，我紧挨海迪坐着聊了起来，海迪感到我对尚楼非常熟悉，就像对老朋友一样回忆当年在尚楼的生活，甚至学着老乡的山东口音给我表演。由于我有亲身感受，她的谈话在我脑海里都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画面，使我后来的通讯能写得比较生动感人。

从山东出发到北京参加表彰会那天，上车前，海迪要去小便，我一定要陪她去。在这个环境下，她便想起来和我谈起一些瘫痪病人写信问她为什么能去上班，是怎样解决大小便失禁问题的。她说：“其实，我和他们一样难。每天上班前，我都要使劲用手挤压膀胱，把尿排掉。有两次把膀胱挤破了，排出的不是尿，是血……”到北京后，我马上领了一位中医去给她检查身体。当帮她推车的姑娘替她脱下衣服，我的心嗖地一下紧缩了：这还能叫脊椎吗？已经完全变形了，怎么能支撑身体呢！脊椎两则，一条条长长的刀伤疤痕，那是她动4次大手术留下的。医生拿出银针扎着她的皮肤，检查她的知觉。真可怕呀！只见银针扎过膝盖，扎过腹部她都没有反应。我在一旁屏住呼吸等待她肯定的回答，直扎到胸二椎的部位，她才说“有了”。我这才深深懂得了：这就是2／3以上的躯体失去了知觉。走出门后，医生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瘫痪病人中最严重的，她完全是靠精神支撑着。”

我和海迪的感情在这些活动中交流着，她感到我对她的关心和理解，我们的心更近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郭阿姨，说老实话，像我这样一个人，躺着吃、躺着喝，没有任何人会谴责我。可是，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她想要为社会做点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互相间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引起她对我倾吐了许多心里话，使我得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窥视到她的内心世界。

当时，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可能是由于我的采访比较深入，我采写的这篇《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是惟一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同时，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通讯发表以后，在一代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青年报社收到几万封读者来信。当时，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一纸箱一纸箱的读者来信，我一封封地翻阅着，读者向我谈他们的读后感，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有的称我妈妈，请我救救他（她）……读者由于爱这篇作品，而爱这个记者，信任这个记者。读者给我的信，读者对我的信任和爱戴，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是我在记者之路上最强大的动力。

人物采访中最难的，是要打开人物心灵的宝库。

我感到，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往往有一堵墙。特别是一些很少接触过记者的普通群众，谁能见一面就和你谈心里话，向你打开心扉呢？这就要求记者掌握一把能够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金钥匙。

1981年我曾经采写过一篇通讯———《烧不毁的美》。写的是解放军战士徐歌钢因救火烧伤了身体，特别是烧毁了面容，使他十分痛苦。他克服重重困难，不仅不用国家养起来，而且成为庐山图书馆的优秀馆员。通讯突破了过去写他身残志坚的老套套，着力揭示他怎样战胜毁容的痛苦，追求心灵美的内心世界。

我一到庐山，小徐像对待所有的记者一样，把自己怎样救火、怎样烧伤，后来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和伤残斗争并做出了成绩向我们讲了一遍，如果采访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即使采访得很细致，也只是一些和伤残作斗争的过程，没有深入人的心灵。我又找他所在单位所有的人谈了一遍，了解了很多情况和线索，同时，经常去找他“闲聊”，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天，看到他顽强地用伤残的手整理图书（当时他是庐山图书馆管理员），打字，替同志们修收音机。一天晚上，我发现他一人静静地在画一张英俊的解放军战士的照片，虽然动作是那样艰难，却是全神贯注，充满感情。原来，这照片就是他烧伤前的真面目。他是多么怀念那英俊的旧我啊！由此我看到了他那痛苦的内心。有一次，我们谈到对幸福和不幸的看法，他谈起一家报纸上报道一个因公负伤截去了双腿的英雄，仍然感到很幸福。小徐说：“这是不够真实的。说老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听到这儿，我的心不由得一颤，这句话里，饱含了他多少委曲、辛酸和痛苦啊！有些不了解他的人，看见他烧伤的脸，歧视他；有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就嚷嚷，“哎呀，丑死了”，“吓死我了”坐车不愿坐在他旁边，吃饭不愿和他一桌吃。他的确是“活着比死了还要难”。但他却活得很乐观，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呢？他谈道：“说老实话，想走绝路是很简单的。但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对家庭，对社会是有义务的。如果一遇不幸就轻生，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党的义务由谁来承担呢？如果那样，未免太自私了吧！”这番话，仿佛拉开了他心灵深处的帷幕，使我们看到一颗突突跳动着的红心。许多人读后，感到这儿写得特别真实、深刻。这说明，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挖掘的，只有记者和他进行思想交流、感情交流，用你深刻的思想去启动他闪光的思想；用你真挚的感情，去挖掘他内心深处的真情。

许许多多的采访经历使我认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宝库，都有一肚子心里话希望向人倾诉。但是，一定要选择能够理解他，使他信任的人倾诉。一个好记者，就是要尽快推倒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那堵墙，使自己的心和采访对象贴近，掌握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钥匙。

采访的深度，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特别是人物通讯的采写。只有记者感动了，读者才会感动；记者流泪了，读者才会流泪。一篇感人的人物通讯，不仅是用笔写的，更是用心血写成的。我在写一些人物通讯时，常常是一边写，一边禁不住地流泪。我并没在稿子上写“写到此处我禁不住流下眼泪”，可是，有的读者读到感人之处，还是能够读出记者的感情的，有的还会问我：是不是写到这儿流泪了。这使我体会到，记者的感情，记者的哭声，记者的泪水，读者都会感到、听到、看到的。稿子是记者的血啊！那些没有溶进记者感情的稿子，只能算是一篇人物谈话的记录整理，称不上是记者的作品。只有把人物事迹溶进记者的血液里，从记者的血管里流出来，那才算得上是这个记者的作品。

[作者简介]：郭梅尼，女，1935年生，湖北省孝感县人。她1953年踏上记者之路，历任中国青年报记者、记者部主任，科技日报编委、记者部主任，兼任首都女记者协会副会长；她是我国首批被评定的高级记者。她长于采写人物通讯，采写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和青年优秀人物，一些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一些作品获国内外好新闻奖。代表作有《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等，先后出版了人物通讯专集《人生当架几座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主编《中国女院士》、《通往科学家之路》丛书等。她因成绩突出而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等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