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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卧龙:上调个税起征点拆了“限购”的后台

(2011-07-07 09: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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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在宏观经济通货膨胀严重、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惠民政策加速推进、“限购令”搅乱楼市等特殊背景下,此轮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又因为充分征求民意而一直备受瞩目。近日,个税起征点从原来的2000元上调至3500元终于一锤定音,这对消费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来说确实是一项“减负”的惠民政策,但中小城市却不能阻挡个税调整带来的负面效应,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中低收入者再次陷入“伤不起”的困境。

   个税上调摧毁了外地人的“置业梦”

    多地的“限购令”都对外地人提供1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本地纳税证明作出了硬性规定,而个税的上调也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外地人将面临失去在工作地置业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个税的上调无疑拓宽了限购的范围,使中小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无奈之下被挤进“限购之列”。以石家庄为例,3000元左右的收入还是有较大的买房可能性的,上调的个税虽然免除了一部分人的赋税,但同时也使其因为不能提供1年以上本地纳税证明而在买房问题上只能“望洋兴叹”。

    政策的协调性与互补性呼之欲出

    置业无望,上调个税起征点在取得税改成绩的同时却彻彻底底地拆了“限购”的后台,使政策之间的消长矛盾暴露无遗。个税的调整着实在税务上使中低收入者“轻松”了许多,但又使其在提高生活品质方面履步维艰,如果基本的住房需求都难以保障,税收上的“减负”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因此,必须进行政策的全面调整,使个税调整与抑制通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政策达到一致性。

    首先,对“限购”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放宽其对个税证明的限制,尝试以收入证明等形式取代个税证明,并完善社保制度,使之与个税相辅相成并驾齐驱。既然个税的上调与限购政策产生了矛盾,就应该在具体实施中加以微调,改变个税证明占据主导证明的地位,巩固完善社保,并寻求新的证明方式弥补个税证明的不足。

    其次,在9月1日新个税起征方案正式实行前,充分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加强对各方面政策的协调互补处理,尽量使上调个税的惠民意义落到实处。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权衡多方利益进行全方位布局,任何政策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都要实现与其他政策的顺利对接和互相完善,个税也不例外。

    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利好因素毋庸置疑,但同时也拆了“限购”政策的后台,政策间的对冲难以抚平,中小城市中低收入者的长远利益受到威胁,购房置业的愿望渐行渐远,趁现在还没有造成“亡羊”的损失,应尽早做好“补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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