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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畜生

(2006-10-08 01:41:50)

如果我们都能像猪一样活着,此事无须评价;若猪们都像人一样活着,那么大事不妙。人本位促成的很多事历历在目,就像给坐标一个零点或定义电子的载电量为一,那么,这个零或那个一为何是零或一却是人为了照顾智慧而随意给予的,用于证明基此之上的各种定理,这种零或一的观念深入骨髓,偕同着道德、纪律、美学等等一起,成为看似实惠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人之外具备智慧的东西看作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具备零或一这样概念的思辩载体群,那么人类的价值在人类智慧的评判里或许更高也说不定,但同时无法避免必将遭致的戏谑和无视。这是一种互成悖论,或说相互推论的逻辑:畜生是人的畜生,而人是畜生的超级畜生。

用一生去证明某个道理的人——假设这个道理是真的——与某个在这个道理内生活却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他们俩的处境谁比谁更好些,却是绝然无解的。真理并不因为被说出而突然存在;亦不因为被证实而显得更准确。或者说它是一种位于被理解和被证实之外的东西,在你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并在正确的路径上向它行进的时候,它的真相越清楚,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告诉你靠近它的毫无必要性——因为真理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不存在。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人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却永远无法到达它。

所以一切证据都是无效的,一切结论也都是错误的。

之后只能产生一种类似生活方式的方法论——对人或畜生这样具备智慧的粒子堆而言——尽可能地让思辩系统变得含糊、混乱、狗屁不通,甚至可以令其造成对时空间逆行通道畅通的条件。接着,若作为人类可以判断的对智慧生物的四种类型——人、超人、畜生和超级畜生——作出谁更实惠的上下判断的话,那么其高低依次应是:超级畜生、人、畜生和超人。

在任何时间或任何空间进行任何自由运动的观察者,你们都不能在这个逻辑中找出瑕疵。这就是我认为不应该删改我以下为超级畜生们采访而成的文章的理由——宇宙依旧在膨胀的同时旋转,为了不妨碍上帝成为超人。《音乐时空》里被裁改的相关“顶楼的马戏团”的文章原文如下。

 

超级畜生

无疑,“顶楼的马戏团”(后简称为“顶马”)是这几年上海最出名的地下乐队。他们有一批固定的乐迷,其中不乏会冲上台去乐滋滋被乐队性骚扰一番的小姑娘;他们有一批名曲,在现场,主唱陆晨像真正的刘德华一般只唱一句歌的上一半,然后把话筒伸到台下,自有一帮人将下半句接完。

因为这么有名,所以我一定要给他们做一个采访。那天地面温度超过35度。我们约在闹市一个肮脏、狭小的街心花园里,一个胖女人和她遛的狗慢慢走过,露出后面先来的陆晨。我在马路这边,他蹲在马路那边,一头汗、短裤汗衫、满脸傻笑、瘦——却有虚肉,完全没有出名的样子。

从开始到现在,“顶马”的成员换过好多人,只有两个人一直在,并表示还将继续在下去。一个是陆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酒馆已经喝开了以后才来的梅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长居市民,这两个人都有车,那天也都骑过来了。

贝斯手梅二了不得,这个人相当英俊!大眼大骨架大个子,并自诩那里也比陆晨大。但是,至少,经过观察,我发现陆晨的眼睛不一定比梅二小,他坏就坏在不管台上台下、无时无刻不在笑的毛病,一笑眼睛就被挤小了,这样经年累月下来成了习惯,不笑时也眯缝起来——他一定暗自思忖:与其像藏着坏心眼,不如笑笑好罢。

他们乐队有一首名曲叫作《朋克都是娘娘腔》。那天,梅二穿了一件乐队自制的电影《断背山》的宣传汗衫,背后写着那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的醒世警语。他一直向我挤眉弄眼。我受不了了,只好也挤弄回去。相谈甚欢。

最后鼓手钟科来了,有点像鸟山明的小悟空,头发又粗又硬,修剪得又比较草率,走纯洁加不羁的少年猛男路线。他加入乐队没多久,以前是“顶马”的粉丝,他强调说现在依旧还是。逻辑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密语,即“凡是说所有革哩底人都是撒谎者的革哩底人都是撒谎者”。关于这个,可惜,那天没时间跟钟科深入探讨一下。

钟科那天一来话就比较急,兴奋,甚至多少有点不安,原因是他终于将一个自己一直想搞到手的东西搞到手了。在纷纷表示了恭喜之后,人们又纷纷询问起了相关体位之类的细节。细节很多,又相关私隐,这里就暂且省下笔墨。

破其一点,不计其余——总之,酒席开始啦。

 

陆晨喜欢杜尚,听贝多芬,并一度在台上脱下了裤衩,以私处示众。台下尽管有很不错的反响,乐队其他成员却很不以为然,甚至焦虑起来,因为陆晨那里“真的很小”,对乐队形象造成了反面影响。陆晨表示委屈:“在台上怎么可能大起来啊?注意力又不在那里,再说也没人帮我把它给嘬大啊……”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同伴的压力之下觅到了补救措施,在他们距今整整一年之前的朋克风格首场演出之时,他就将一大团纸塞进了裤衩里,鼓囊囊的,大到不像话。他回忆说:“台下有女的尖叫着跑上来捏,哈哈哈,手感不对!手感不对!”

曾和钟科一同加入乐队的吉他手郭世良那天没来,因为他已决定要退出“顶马”,“不再瞎搞,做一些认真的东西”。他们过去的一位重要同伴毛豆差不多也是基于这个原因离开了乐队,梅二说:“他是个诗人,处处追寻诗意,想让我们每场演出、每首歌都像诗歌。”出于友谊或对友谊的回忆,桌上诸个铁硬的“顶马”分子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这两个人音乐态度的不屑——但傻子也能看出来。

去他妈的认真。去他妈的诗歌。甚至,去他妈的音乐——这里,我悄悄地帮他们喊一声。“顶马”现在最看重的音乐人是G G Allin,一位被誉为“历史上最堕落的表演者”的二百五。这个家伙在台上的表演极其动人:左手捏着从《圣经》撕下的页码,右手抓着自己刚拉出来的新鲜大便,然后左右开弓着向嘴里塞;一边试图强奸刚从台下拉上来的女观众,一边张开已被敲掉所有牙齿的嘴巴叫道:“生命就是吸榨!”

陆晨说:“多么纯粹。”

为纯粹喝一杯。

 

纯粹,就是里外、前后、迟早都不会变质的一坨东西,让时间和空间都统统去见鬼的那么一种思想境界。所谓纯粹,并非一句谈何容易就能糊弄过去的概念,说白了:不可能纯粹——包括那些被很多人别上纯粹勋章的符号,他们也是卤味拼盘。

陆晨说:“这个世界与我无关,一千年前或者一千年后,我还是同一个人,同一种精神状态,就是Rock n Roll!电影《摇滚狂人》里一个人爱上一个女孩,表白时那个女孩说自己其实是一个男人,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爱一个人就去爱好了,不论种族、不论年龄,甚至不论性别,这就是Rock n Roll!若文绉绉地说,这种‘Rock n Roll!’的精神状态就是:虚张声势的狂喜——我就是高兴,不管别人怎么样。”

他接着说:“之所以我们乐队的歌曲和演出会那么张扬,一个是被G G Allin的形式感所影响,再一个就是这种‘Rock n Roll!’——它不是人们总说的那种老的‘摇滚精神’,而是指无论在任何绝境里,你只要像《摇滚狂人》里那些家伙般喊一句‘Rock n Roll!’,一切障碍都会消于无形,这有着童话色彩,却更是一种理想主义。当我们高喊‘Rock n Roll!’时,心里很明白: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

我挠挠脑壳,他目露凶光:“那些采访我们的傻逼记者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些听我们歌的傻逼乐迷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我们反对一切评判,我们敌视一切眼光,偏要做你们以为我们不会做的事。反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你们把我们看成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不过在说之前,请你们先动动脑子。”

有歌为证,新专辑第九首,《We dont't want you understand us》:“我唱额歌侬不要想听得懂,我唱额歌没人能听得懂,我唱额歌中国人啊听不懂,我唱额歌外国人啊听不懂 / 我唱额歌衲不要想听得懂,我唱额歌是人裁听不懂,我唱额歌乡下人啊听不懂,我唱额歌犹太人啊听不懂。”

作为一个采访者,或干脆说作为一个记者,他这番话令我臊红了脸,愤愤地问他:“为啥这么讨厌记者?”他回答道:“哈哈,不是说你,你是一个公记者,我们更讨厌的是母记者。”哦,依旧有歌为证,这首歌是献给他们前吉他手郭世良的,名为《公猩猩与母记者》:“我最欢喜额女人,就是母记者;我最尊重额女人,啊是母记者 / 最有情调额女人,就是母记者;最有腔调额女人,啊是母记者 / 我欢喜看女人汰浴,特别是母记者;我欢喜看女人出屙,尤其是母记者,噢,哈灵哈灵!恩,弗灵弗灵! / 我是一只公猩猩,我要讨只小女人,我来教她弹弹琴,她来陪我谈谈心 / 我最欢喜吃香蕉,我还欢喜吃葡萄,我有一根大香蕉,我还有两粒小葡萄 / 我就叫郭世良,我的名字叫郭世良,我就是猩猩郭世良,我就是金刚郭世良 / 郭世良,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加油郭世良!加油好男儿!

 

《公猩猩与母记者》是他们即将于8月底推出的新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这个名字是对鲍勃"迪伦《重返61号高速公路》的戏拟;蒂米是梅二最喜欢的动画片《南方公园》里的一个总戴着宇航员般帽子的小孩,他是一个白痴,除了会说“蒂米蒂米”之外啥也不会说,并在每一集里都会凄惨地被人弄死——蒂米最风光的一次就是组了一支重金属乐队,他当主唱,每首歌吼嚎的歌词仅由两个字组成——“蒂米”;零陵路93号是“顶马”的朋克排练室地址;这张唱片一个月之内就会地下上市,预价每张30块,想买但没门路的给我这个博客留言好了,我帮你们搞定,邮寄的加10块邮费即可——补注)里的第13首歌,若加上这张,“顶马”一共出过三张录音室专辑,且一张与一张的音乐风格不同:第一张《EP》是器乐实验,第二张《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是民谣,这张《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则是猛字当头的硬核朋克。

采访后一个星期,在堂会酒吧, “顶马”为“二手玫瑰”暖场。主角问:“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啊?”配角则搂着一位醉了的小姑娘,大汗淋漓地笑问观众:“谁规定暖场乐队就不可以返场?安可!安可!” 他们说这次是“顶马”的“最后一场朋克演出”,以后要玩RAP了,乐队将扩容为六个人,包括三个MC。

“顶马”认为:“绝不能在一根绳子上吊死,多变才是硬道理。一支理想的中国摇滚乐队在风格上理想的变化曲线应该是这样的:90年代初期是崔健,90年代中期是祖咒,90年代末期是‘舌头’——回到最初的力量,然后跨过世纪,当然就应该是我们‘顶楼的马戏团’——这样才能表明对我们党中央精神的深刻贯彻,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

接着,在这一理论之上,国内三位著名摇滚音乐家遭到了分析。“王磊的音乐形式变化最大,但却越来越趋向于那种享乐主义加虚无主义的东西,他内心里最初的那股力量正在瓦解。关于崔健,至少他想去变吧,可惜他的才思已经枯竭、毫毛已经拔光了,他的能力就这么大,还偏偏要去管那么多闲事,迟早会把自己耗尽。祖咒的音乐也在变,越变越像一件‘奢侈品’,离草根越远离朋克也就越远,他也早说过不喜欢别人管他叫朋克。拿Bob Dylan来作例子,他其实一直讨厌别人将他看作一个时代的标志或反抗的代言人之类,在60年代末,当他发现媒体蓄意要将他当作一块碑般立起来时,就刻意地用最庸俗的调子、刀郎般的唱腔来录唱片,他最终发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要完成自己就一定要避开公众——离人群越远,离自己就越近。他的反抗精神从社会意义上讲日益差了,但对自己来说却日益强了。到今天,他已看清楚自己,已把自己洗干净——这才是最牛逼的事,我觉得祖咒也会这样。”

噢耶!

 

衣服换来换去,性别不会换;风格变来变去,态度不会变。当我问怎样用一句话来定义“顶马”时,他们的回答果断而深情:“‘顶马’钟爱朋克。”那么,究竟什么是朋克哩?陆晨的解释是:“很简单,八个字:操翻一切,包括自己。但朋克这个词现在越来越隐秘了,形式主义的朋克大行其道,留个鸡冠头,拽几根铁链子就是朋克了——而真正的朋克是内心的,他的外表看起来很正常,譬如一个扫大街的,内心或许朋克得一塌糊涂。谁是朋克?正如赵本山那句广告词:‘谁用谁知道!’”

他们几个看起来确实很正常,待人接物和穿戴打扮与上海弄堂里窜来窜去的小赤佬没什么区别。梅二和陆晨都有体制内的正常工作,前者在电视台任摄影助理,后者在海关当公务员,他们在单位里都很乖,该干嘛干嘛,没有同事知道他们下班后会跑到舞台上脱裤子,唱这样的歌:“我戳衲娘只逼,戳死忒衲娘只逼,哦衲娘只逼,是天下第一逼,我哪能好不戳忒伊,我不戳就不算是人 / 我戳衲娘只逼,衲娘只逼哪能噶适意,我每天裁要戳一遍,不戳就不适意,真让人欢喜,真叫人开心。”(《陆晨》"《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

那天真的很热。立式空调躲在角落里发抖,像角落里被威胁的小姑娘,也像山腰里的西西弗斯。没有人不压抑。但人和人处理压抑的方式不同。一些人将压抑看作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此类变态比较多;一些人将释放压抑看作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此类变态比较少——但这是趋势。“顶马”,是跳跃在时代浪尖上的几位兄弟。

聊着聊着,忽听到陆晨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妙,适合当这篇访谈的标题,这句话是:“我们没有真情,只有真的玩笑。”陆晨想了想,觉得这句话做标题并不合适,因为“我们还是有真情的”。

那么,现在这个标题《超级畜生》是他们新专辑里第19首,也是最后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对第二届“超级女声”主题曲稍微做了一些词句变动:“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有面孔自我欣赏 /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 / 超级众牲,想唱就唱;超级众牲,我唱得响亮……”

呵呵,真让人欢喜,真叫人开心。

 

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顶马”的歌词都是用上海俚语写的,他们也这样唱,台上歌与歌之间他们给观众们讲笑话时,说的也是地道的上海话。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当众高呼:“阿拉上海鼎鼎老卵,阿拉上海鼎鼎结棍,阿拉上海鼎鼎煞根,阿拉上海鼎特了 / 这就是我们上海人,我们为你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们上海人,我们为你感到自豪。”(《“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这足以说明“顶马”对上海的感情极深,但经过这次深入访谈,我却敏锐地注意到他们对上海的这种极深的感情不一定是爱情,甚至连某种人们常说的,“对故乡的眷恋”也谈不上——却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憎恨上海,恕我笔拙,只能说那是一种矛盾、复杂、乱七八糟、难以言表的感情。

比公记者更讨厌的记者就是母记者;比文艺公青年更恐怖的文艺青年是就文艺母青年;比其它国际大都市更能激起“顶马”一种矛盾、复杂、乱七八糟、难以言表的感情的国际大都市就是上海啦。

梅二说:“我们去过一些荒凉的地方,青海的草甸,崇明岛东面伸进海里几百米的黑色滩涂,我们很喜欢这些地方,同时觉得它们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陆晨说:“我们找不到去其他地方的理由,站在街边,看车在高架和轻轨上哗啦啦地开来开去,看那么多新的银行和商场哗啦啦地拔地而起,我知道这个世界跑得并没有上海快,我还看什么世界?上海就是全世界。我们就是要活在这个世界里,过最世俗、最上海的生活。”

既然已谈到了城市生活,作为文艺公青年,我便按捺不住地说起了乔伊斯的“人性麻痹”,并不顾他们的白眼,进而说起了社会人“孤独的必然性”。关于这两点,他们尽管是迫于应付,却也都说了一些令我受益非浅的看法。

关于“人性麻痹”,梅二说:“我跟陆晨去参加他的大学校友聚会,聚到一半,我把手机给砸了,因为实在太无聊。那些在聚会里兴高采烈的人,他们或许心里面觉得更无聊,但必须兴高采烈着才合规矩。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干这么无聊的事,突然发觉原来自己活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真实。”

关于“孤独的必然性”,陆晨说:“孤独很好啊,我的孤独感永远不会被颠覆,我爱我的孤独,这是一种健康的孤独,说明我属于我自己。特别在与自己爱的女人做完以后,我觉得特别的孤独,但这种感觉挺舒服的,说明我还是我的私有财产。”

唉,看来天下一家,56个民族手拉手,处处有温暖,人人被关怀的岁月,阿拉是赶不上了。

这个手机砸得值!

 

梅二和陆晨从小是邻居,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然而,他们的友谊却建立在发育之后。这是一个相关荷尔蒙的故事……有一天,心中暗藏一座断背山的梅二把白嫩的陆晨带回自己家里,父母都上班去了,家里静悄悄的,两人来到了梅二的卧室,那里除了一个简陋的床头柜之外,赫然便只剩一张床了……梅二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那里满满的全是摇滚乐磁带,有Nirvana、Metallica、Guns n Roses……对于尚迷醉于张学友、谭咏粼等港台流行歌曲的陆晨来说,无疑来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里的声响迅速点燃了这位白嫩少年的荷尔蒙。他终于和梅二携手一起玩摇滚、组乐队——想唱就唱,并要唱得响亮!

“顶马”的雏形名为“Seven”,从翻唱崔健和Nirvana开始,并很快开始原创,写了一些阴郁却炙烈的酸曲,风格是“Radiohead那种分裂式的”。后来基于各种原因,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各自玩各自的,终于又走到了一起,将乐队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到今天。

这个名字经常被人叫错,有人叫他们“屋顶上的马戏团”,还有人叫他们“电动大马达”,而最常见的错误称谓就是“阁楼的马戏团”——这因为他们是上海乐队,而一提到上海,人们就会想到阁楼——但这个名字确实与上海没屁的关系,它源自陆晨年少时读过的一篇文章——他被这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那就是卡夫卡的《马戏团顶层楼座上》。

这是一个标准的卡夫卡式的故事,颠来倒去、逻辑混乱、莫名其妙。大致意思是一个坐在马戏团顶层楼座上看马戏的家伙,他本希冀看到台上的马术女演员被虐待,这样他就可以“穿过楼座顺着长长的楼梯急急向下跑去,冲进马戏场,在那始终力求与场上合拍的乐队的铜号声中大吼这么一声:停!”,然而事实上这位马术女演员一点都没有被虐待,她得到了观众的欢呼,在马戏场上也里里外外被伺候得很舒服——谁又能料到,这位马戏团顶层楼座上的看客却因此伤心不已,“将脸往护栏上一搁,如同沉浸在一场沉重的梦境之中,在全体演员登场谢幕之际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

这位看客为什么哭呢?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就问陆晨,他的回答却很糊弄人:“别问我,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卡夫卡了。”但是,作为一个敬业的公记者,我依旧执拗地希冀找出答案。我查遍了卡夫卡的所有小说,找出一切他相关马戏团的文字,最后,在一篇他以猿猴身份写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里,似乎读到了似是而非的答案:“我再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无吸引力,我模仿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找一条出路而已……当我在汉堡被送到第一个驯兽人手里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有两种可能摆在我的面前: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马戏团。我毫不迟疑地告诉自己,要全力以赴进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笼子,一旦进入,便失去一切。”

释放动物园里所有的畜生!

让所有的畜生都成为超级畜生!

所有的超级畜生,让我们组建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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