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发表，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

 

当年两位文坛大佬的这场论战轰动海外。窃以为，就《红楼梦》的鉴赏而言，夏志清不无商榷之处。如他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总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不值得宝玉去爱。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不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诗词在众姐妹之上，还是宝玉反抗死读书、读死书的知己。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能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中不如西的观念已深入骨髓的夏志清，虽每以“宝玉”自况，但对林妹妹究竟美在哪里，始终未窥门径。

 

胡适的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鲁迅笔战猛字当头，而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犹在鲁迅之上。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

 

唐德刚1952年发表《梅兰芳传稿》，即已名动四方。写兰芳飞黄腾达而不忘故旧：“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传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尘封的历史，令读者如沐春风。这样柔韧而力拔千钧的笔下功夫，曾不多见，为德刚“美丽”之所在。

 

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林彪儿媳张宁女士的自传《自己写自己》，唐德刚欣然提笔作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在大陆读者中间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1]、“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2]等百家讲坛的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唐德刚是近代史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资料越看得多，越觉得“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田晓菲语），是多么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问题就在这里：唐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就会“哀愁”丛生，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中共对辛亥革命向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402页。）“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345～346页。）[3]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亦非常之高。

 

唐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孙中山（“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参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纵横十数年，一度占据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北洋、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称其为“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未免失之轻浮和武断。“洪、杨”固然暴虐，满清、“曾剃头”何尝是善人？

 

唐氏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统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理性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何厚此薄彼？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未为可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唐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

 

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于袁。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由“反正归来”的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是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新军、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就抹杀其历史地位和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支持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持，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4]；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5]。

 

唐德刚先生那些“美丽与哀愁”的作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袁伟时等学者的近代史作品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注释：

 

[1] 2005年10月18日，《兰州晚报》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崇年：“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2]阎崇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崇年：我赞成修改历史教科书》，2006年11月05日晶报）

 

[3]杨燕华《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其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4期。

 

[4]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