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实名制是一个解决办法,人身自由不等于可以胡作非为,以前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应该有所约束和收敛了。建议今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要实名,以便将诽谤、谣言降低到最低限度。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笔名可以休矣:一些人,甚至包括享誉世界的文豪在内,笔名令人发指地多达七八个、十几个,再也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了。至于取消代称、爱称、昵称、小名、绰号等工作也将列入议事日程,移风易俗,加快彼此之间的身份确认,杜绝一些不严肃的称兄道弟的景象,为构建河蟹吻腚的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附.
在手机实名制即将实施的情况下,博客实名制也呼之欲出。实名制似乎成了公共管理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论管理什么事物,公共管理者下意识的思维就是实名制,好象一施行实名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难道实名制真的就是灵丹妙药吗?如果真的是,公众为什么对此并不感冒呢?
笔者以为,实名制成为一种流行的管理方式,有着鲜明的技术和文化困境。从深层次上说,政府父爱主义是催生实名制的重要因子。40多年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是怎样通过软预算约束,培植了厂商的投资饥渴和囤积倾向,制造了短缺经济现象。有关人士认为,博客实名制将难以执行。一直以来,网络是虚拟社会的形象已根深蒂固,欧洲有些国家也曾提议实行网络实名制,但最终未获国会通过而不了了之。但舆论的反弹,我们却不能故作不见。因为这种实名制仅仅是个别政府部门本位主义命令的变通版,而非反映了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折衷的权利义务分配。
在政府父爱主义——善良意志的背后,社会和公众注定要为其付出一定的代价,政府父爱主义会带来公众私权利空间的萎缩,并且这样的社会代价与管理成本是那样的不合比例,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可以说,实名制在侵蚀公众权利的同时,也无法获得公众的尊重。社会学者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对于一种制度来说,同样如此,不被公众认同和信任的制度,不但无法取得合法性,而且加重社会运行成本。父爱主义主义逻辑昭示了实名制还未出生就有夭折的危险。
博客不是第一个采用实名制的领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必须明确,实名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消极后果。那么,警惕政府父爱主义催生实名制崇拜,就应成为一种公共选择。(舒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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