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的阿尔村》后记
(2006-11-18 15:19:10)
保护者：阿尔村巴夺寨的“秀才”余永清和他7岁的女儿站在了镜头前。这位在他妻子眼中“四体不勤”的男子，几乎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全用在了对阿尔村民族学资料自费的收集工作中。在他记忆中，最为惊险的一次，深夜采访老释比回家，摩托车和他一起冲下了悬崖，车跌得粉碎，人被一棵大树卡住，拾回来了一条命。这位自己民族文化忠诚的捍卫者，忠实的记录者，甚至无力购卖一台最为便宜的相机，以便记录影像。他收集的所有资料，全记录在十几个破烂的小学生作业本上。镜头背景中那堵被烟熏得发黑的泥墙上，是他的书法作品——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认识到：他与田野考察的邂逅是一场漫无边际而痛苦的负载权力的谈判，不只就阿尔村，而是就民族的生存，对文化的保护，以及谁算作真正的羌文化保护主义者的谈判。
见证者：这是2006年我在一次文人地理讲座上的画面。我当天演讲的总标题叫《人文地理与时代语境》。显然，人文地理的概念与努力方向，广大与宽泛得多，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在其《景观的形态》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人文地理它“研究文化景观就是研究文化如何烙印在大地上的。”这种阐释，已接近于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了，它深邃，但人人可以亲历与触摸。我有时想：人文地理不是供人们研究的，我只是行走者与见证者。当我们知道，大地决定了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文明与历史只是大地的片断，人文地理是大地片断的碎未，我们心中便会清楚，人文地理作家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它属于农夫的劳作，如同耕种与放牧一样，田野与行走让他获得了大地的稳固性。在中国西部的行走，我一次次见证那些破旧的衣衫之下，人类原始初民深藏的骄傲与高贵的灵魂。我一次次亲历了毫无私欲的善良和倾其全力的关爱，这样的灵光，注定成为了人类一切光的源头。那些纯朴得像块泥团，一生都不停在向下脱落泥渣的村民，他们在深山峡谷中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纯朴，顽强而坚韧，这早已超越了哲人的深邃，超越了智者的机巧。
遮蔽者：这是阿尔村阿尔寨的一个下午，阳光照在村寨的通道中。一个幼小的儿童背靠碉房晒着太阳。当我每次举起相机，他便下意识用双手遮住脸庞，他在恐惧与回避什么呢？对于我们，现代化就等于“西化”，而对于他们，现代化就等于“汉化”。文明的进程是残忍的，就像知识分子个体的浪漫主义永远敌不过公共领域的权力话语一样，人文地理的一本书也挡不住社会向前滚滚的车轮，一些东西注定被压碎了。这个下午，阳光和悲哀一起从天而降，我坐在一根木头上，面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知道，改变与消失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大地的沉沦就是时光的进化。
最后，我诚谢为本书提供了文字资料与图片的一切专家、学者、被采访对象和机构。没有他们的帮肋，我不过就只是一个能写字的人，没有他们的帮肋，就没有本书的诞生。1855年，美国西雅图一位印第安酋长当面痛斥了一位前来购买他部落土地的政府官员：“你们怎能用钱去卖买天空和土地？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这位印第安酋长对那位用金钱串连起满脑袋神经和感官的政府官员说到：“大地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一切事物都联系在一起，就像血缘关系把我们全体都联系在一起一样。人并未编织生命之网，他只是其中一根丝线。他怎么对待这生生命之网，生命之网也怎么对待他自己。”我愿意把这句话献给在田野行走中我遇到的所有那些纯朴而高贵的人，我愿意把这句话献给我的女儿，我想对他们说：我爱他们!
2006年11月于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