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认为，歌舞叙事只是歌舞剧或音乐剧的一个最基本起点。这样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有它的历史根据，从更远的历史景深看，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类型的音乐剧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释放的原因和土壤，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时代逐渐建立起各种稳定的歌舞元素之后的产物。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发展趋势无疑首先是音乐剧元素被整体的戏剧性所异化，自由被一种戏剧的整合性所控制，过去处于分离分立状态的剧本、唱词、音乐、舞蹈、舞美和明星等元素，逐渐地有机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现代整体戏剧磁场。戏剧性越强的音乐剧，越是好音乐剧，戏剧性越差的音乐剧，越是不好的音乐剧；整合性越强的音乐剧，越是出色的音乐剧，整合性越差的音乐剧，越是不好的音乐剧。在某一特定时代，流行音乐剧是先进音乐剧，一旦时过境迁，就可能变成落伍音乐剧，或专业性不强的音乐剧。

    如果说，中国近代歌舞剧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杂交中外文化的天马行空，那么，百老汇音乐剧则是在写实叙事与有机整合的现代整体戏剧中的自由驰骋。这两种音乐剧在美学上是有分野的：中国近代歌舞剧属于流行歌舞，其想象是在话剧声音的歌化和动作的舞化基础上的“流行”领域飞翔，美国叙事音乐剧则属于叙事歌舞，其想象多在重视故事和情节的现实主义领域翻飞；中国近代音乐剧是在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下成长的，竭力推出通俗易懂的作品，所以更平民、更流行，而美国叙事音乐剧则在本土化创新的旗帜下越来越成熟，竭力创造国家娱乐品牌，所以更宽容、更戏剧、更娱乐、更整合；中国近代音乐剧看重从作品的非戏曲形式出发，而美国叙事音乐剧看重从作品的戏剧美学含量起航。因此二者是同形异质。
    只有在大西洋彼岸，涌现出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弄潮儿，由于身在美国，身上不曾拖泥带水地携带着固有观念和陈规陋习，以振龙发聩的歌舞之声，横空出世，毅然站在百老汇音乐剧巨匠的肩上，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世界音乐剧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人就是中国近代歌舞剧大王黎锦晖的八弟、华人移民作家黎锦扬（1917－  ）。他的《花鼓歌》于1957年出版后，第二年即被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最受推崇与喜爱的创作搭档罗杰斯和哈姆斯坦改编成同名音乐剧，在百老汇久演不衰；1961年，又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红极一时；2002年，由华裔戏剧家黄哲伦再次改编为同名音乐剧。

黎锦扬

一、 湖南·北京·美国

    1921年左右，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经常看见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带着他才四岁的八弟出入文学院。他孩子气十足，可爱的脸上带着稚气，一双眼睛很润细有神。在这里，他尽情感受与南方乡村不同的北京大城市气息，与两个比他大的侄女和侄子在吵吵闹闹和争宠夺爱中一起无忧无虑地长大。那时，如果有人说，这个小孩将会写出一部伟大的音乐剧作品，登上世界音乐剧巅峰，神秘显现中华民族的永恒光芒，肯定所有人都会不以为然，

    然而，这确是事实。他的名字叫黎锦杨。

    1917年，黎锦杨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黎松安是前清秀才，齐白石的诗友，他的大哥语言学家黎锦熙是毛泽东的老师，二哥歌舞剧大王黎锦晖更是声名远播，兄弟八人皆有专才，人称“黎氏八俊”。

    四岁那年，父亲虽然希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儿子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继承自己的产业，但最后衡量很久，还是将这个细伢子交给了在北京的长子黎锦熙。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在北京，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读书声中，黎锦杨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有过五彩缤纷的梦幻，从小学到中学，尽管有段时间他不思进取，只知道追求一些皮毛的东西，以为能说几句英文，抱着个吉它弹一弹，就以为自己这样很酷，但更多时间里，他思索着，感受着，观察着，那时候，他是大哥的绝对粉丝，希望以后像大哥一样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中国人。汇文中学是京城的一所教会学堂，在这里，黎锦扬开始接触西方文化。30年代，黎锦扬曾在上海明月社常住，社里的音乐艺术氛围，无疑也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源泉之一。

    他至今仍念念不忘地在他的回忆录《跃登好莱坞》里追忆着一件童年时代的往事：

    我大哥定居北京多年，并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大哥的朋友都是些大学教授。著名的语言学家钱玄同就是家里晚餐的一个常客…家里的另一个常客是位身着旧长衫的年轻人。他也从湖南来，是我哥的学生。他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而且胃口极好。他来作客时，我哥常借故离开书房，给他机会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拿几根烟装进自己的口袋……我哥告诉我，他是个穷学生，家住湘潭，与我们家才数里之遥。他在北大图书馆打零工。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有一天会统治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去。

　　黎锦扬1941年毕业自西南联大。已经来到重庆的黎锦熙惊讶地遇到慌慌张张的小弟，落魄之状，让他顿生怜悯。他果断地当掉了黎锦扬的那把破吉它和土司送的两套新西服，强行将他送上了去美国的邮船。没想到。他这一双脚踏上美洲大陆后就在此生下了根。可以说，大哥黎锦熙是他生命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精神向导。

黎锦熙

    1945年，黎锦扬进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比较文学，最初，他的梦想只是将来回国，在大学里混个教职，步他崇拜的大哥的后尘。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戏剧，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在哥大及耶鲁念书期间，美国广袤的原野、浩荡的河流、高度文明的国民，让刚从中国走出来的黎锦扬惊叹不已。在中国，他只是从大哥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那里大致知道一些科学和民主的浅薄知识，而在这里，他有生以来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着现代文明和民主的气息，第一次体会到天地的广阔、宇宙的浩渺无边，第一次可以敞开胸襟，自由呼吸，纵情地驰骋思想。不久，阴差阳错，这位年青人不期而然地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歌舞王国之中，那就是百老汇舞台剧。

    毕业以后，他在旧金山华埠打工，晚上就住在一家菲律宾夜总会楼上，每天利用餐馆下午茶时间，把见闻记录下来，为完成《花鼓歌》这部小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一次，他投稿旧金山早期的侨报《世界日报》，获得第一笔稿费十美元，从此，每周定期为该报馆写英文专栏“So I Say”，写稿五篇，一个星期可以收入二十五美元。由于他勤学苦练，才思翻滚，没多久，他的专栏红很受读者欢迎，人也跟着提升到了副编辑的位置上。接下来，他又想到了那些只能读中文却不能读英文的读者，这又是另一块领域。于是，他努力把一些媒体上的英文故事翻译出来，消费群定位于中文读者。不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开始尝试着写小说。

    一天下午，刚刚写完了当天的稿子，正想睡一觉，突然 “Writers’ Digest”（作家文摘）的编辑来电通知他，祝贺他得了当年短篇小说一等奖，奖金七百五十块。果然，没几天，获奖证书连同那张七百五十美元的支票同时到位。

    却不知，竟然锦上添花。这期间，爱勒瑞·昆出版公司（Ellerey Queen Magazines）将其重印版权一并买下，也是七百五十块，加起来整整一千五。从此黎锦扬信心大增，并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证”，决定在美国打天下。初战告捷，他就像是一副满拉的弓，需要借助一种力量将箭射出。

二、《花鼓歌》的问世与黎锦扬的春天

    在中国，百老汇音乐剧只是一个不可望也不可及的美梦。在华人世界，也只有像黎锦扬这样的华裔有条件和机遇朝圣了美国戏曲—百老汇音乐剧。他慢慢地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剧本与唱词互动、音乐和舞蹈互动、舞美和戏剧互动的美轮美奂的神秘的戏剧，于是，他的生命顿时得到升华。

    黎锦扬除了写小说外，还替《纽约客》(New　Yorker)等高层次的杂志写文章或游记，都很受欢迎。黎锦扬擅长刻画人物，善于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他笔下的人物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但性格鲜明，一个个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海外华人的种种风貌。

    这个时期，黎锦扬受湖南家乡花鼓戏的影响，创作完成第一部英文小说“The Flower Drum Song”（〈花鼓歌〉）。那是一部以旧金山生活为背景，反映新旧家庭观念冲突的作品。它以旧金山的华裔社会作为背景，大致描述一位中国女孩李梅跟着父亲来到美国，准备嫁给一个透过“邮购新娘”的服务而选中她的华裔青年冯山米，但是对方却早已另外有了心上人罗琳达，而琳达又有着另外一个意中人王大，更巧的是，王大其实是李梅最初的“买主”，只是因为另外有了对象，所以才把她“让渡”给自己一位长辈的儿子，也就是冯山米。几个各怀鬼胎的年轻人，把原本非常单纯的一桩婚事搞得错综复杂，到了最后，终于以喜剧收场。

     黎锦扬并不以为在《花鼓歌》里塑造的华人形象是暴露华人的愚昧，是揭华人的丑。他认为，不同的民族风俗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他称之为窗口理论：通过让外人可以窥见的窗口，向不熟悉华人生活的美国人展示一些非常古老的中国风情，目的是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加深相互的理解。

    在黎锦扬结交的众多朋友中，对他早期事业帮助最大的当推一个名叫Ann Elmo（安·艾尔茉）的女经纪人。《花鼓歌》的推销成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非常好的事业基础。最初，安·艾尔茉出师不利，尽管她使尽浑身解数，“死马当活马医”，却依然四处碰壁，但这事巧就巧在这位女经纪人天生是位愈错愈勇的“男人婆”，现在的时髦话叫女强人。通过艾尔茉的积极公关，一家属于知识性的出版社《Farrar Straus》对黎锦扬有了不少了解，非常看好《花鼓歌》，认为不但情节上“离奇”、有趣，结构上也很活泼、“跳跃”，答应正式出书向全世界发行。

    事后，黎锦扬才知道，出书过程中还穿插一段动人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出版社审稿的第一关是要经 “看家”（专门负责看稿的“家”）的筛选，初审通过才送到出版社的正式编辑之手。也巧，他的《花鼓歌》的“看家”是高龄82岁的、久卧病榻的老者，他一拿到手稿就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不幸的是，书稿一口气看完了，人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终前，他拼着老力气，在稿子右上角的评语处写下了八个字母、两个字：“read this”（快看这个）。

    果然，老“看家”慧眼独具，《花鼓歌》出版没多久，竟然蹬上了《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排行榜”。几天工夫，卖遍了全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也紧随其后，不久，就连南非共和国的书店里，你都能买到《花鼓歌》。

    俗话说，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好莱坞著名的华裔摄影师黄沾的太太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组织作品朗诵会，对黎锦扬的文学才华深为敬佩。《花鼓歌》出版的前后，一天，她特别邀请他带上新作去参加一个好朋友聚会，果然，他马上成为整个晚会的王子。大家趣味盎然，希望亲聆黎锦扬宣读自己的作品，但他怕自己英文口音重，犹豫再三，没想到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小姐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代读，两人可谓一见钟情，其后便开始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1962年喜结连理，相依为命度过四十个年头，并育有一女一儿。

三、《花鼓歌》：用中华文明撼动百老汇的殿堂

    小说《花鼓歌》长线飘红，黎锦扬的生活也跟着有了显著的改善。有了物质上的保证，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有一天，安·艾尔茉突然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一些百老汇制作人、电影制片争相购买版权，著名的歌舞明星金·凯利(Gene Kelley)便是积极鼓吹《花鼓歌》的名人之一，其中，一家好莱坞的独立制片人看中了《花鼓歌》，交易条件是，一次支付美金五万块，将作品的版权全部买断，其中当然包括今后电影、电视、舞台剧、图书、杂志、广播和衍生产品的所有权利；另一家是百老汇剧院著名编剧家约瑟夫·菲尔兹，他不要版权，只出三千块买作品的首选权，有效期两个月，交换条件是允许他将小说改编成音乐剧，至于收益，黎锦扬可以以原著的资格拿版税，但好坏不保证，赚多多拿，赚少少拿，如果不赚钱，当然没他的份。这样一来，他必须从两个不成比例的交易条件中任选一个。

    那晚黎锦扬太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小心答应了以3000美元卖出剧本。不过，还好，这桩稀里糊涂决定下来的跨世纪版权交易让黎锦扬大半辈子都获益非浅。除了这3000美元的版权费，以后不管该剧在哪里演，也不管演多少场，所有收入都必须与他分成。《花鼓歌》在百老汇上演后大获成功，多年不衰，后来又拍成了电影。从那个时候起，全世界巡演了几百、几千场，场场都有黎老的版税。几十年来，黎锦扬不知得到了多少个5万美元。

    真是一本书让他名扬天下。我们知道，即使在美国，搞创作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工作，生活显然无法跟电影明星相比。至于那些写了一辈子剧本，但从未被采用过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一夜成名、一本万利的也大有人在。黎锦扬先生就是其中一个。《花鼓歌》剧本不仅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还使他在美国剧坛影坛火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还享用不尽。戏剧的是，他不说谁知道，这一切，竟然敲定于黎老当初醉酒之后的那一通电话！

    黎锦扬的成功是与绵延百老汇20多年的“R&H”梦幻组合—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和他们的编剧家好友约瑟夫·菲尔兹（Joseph Fields）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黎锦扬顶天立地，成就了自己的音乐剧伟业。

    音乐剧在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的创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越到后期，他们越从对叙事音乐剧的关注转向对音乐喜剧的关注。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但并非每一部作品都非常成功，事实上，他们当时就以1953年的《我和朱丽叶》（Me & Juliet），以及1955年的《水管梦》（Pipe Dream）两度尝到败绩。另外，这两出戏的故事跟稍早的失败作品《快板》（Allegro）一样，都是出自他们的原创，而票房的冷淡反应，让他们决定不再自编故事，而改为专心地做改编工作。基于百老汇观众一向喜爱异国情调的特质，为了洗刷前两次失败的遗憾，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跟《国王与我》和《南太平洋》一样以“异国”的文化作为背景的题材。就在这个时候，编剧家约瑟夫·菲尔兹带着黎锦扬的畅销小说《花鼓歌》适时的出现了。

    出身演艺世家的编剧家约瑟夫·菲尔兹兄妹三人都是编剧高手，对于出色的题材一向有着灵敏的嗅觉。他阅读了旅美华人作家黎锦扬所发表的小说《花鼓歌》，觉得非常有趣。约瑟夫·菲尔兹立刻买下了这部小说的戏剧改编权，前去找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两人读过小说，欣然决定与菲尔兹合作，把这个故事改编成音乐剧。

    《花鼓歌》是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在两人最后合作的《音乐之声》之前推出的作品。菲尔兹在改编过程中，透过百老汇两位顶级大师的合作，把黎锦扬的小说情节加以歌舞化改编，并且大胆的采用了大量的东方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在当时的百老汇，这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使得这出戏相当受到瞩目。 

 

 

    1958年的10月27日，《花鼓歌》在波士顿的舒伯特剧院进行首演，获得了相当热烈的反应。12月1日，它登上了百老汇圣詹姆斯剧院的舞台，由日籍女星梅木三吉（Miyoshi Umeki）担任女主角，连续上演了六百场，虽然无法与《国王与我》比美，却如此佳绩已属不易。剧中的几首插曲，包括I Enjoy Being a Girl、Love, Look Away、You Are Beautiful和Grant Avenue等，都深受欢迎，甚至引起约翰尼"麦瑟斯（Johnny Mathis）等巨星的翻唱。后来又在1960 年3月24日于伦敦的宫殿剧场(Palace Theatre)演出。1959年，该剧导演萨尔瓦·托德尔·伊索拉荣获第十三届托尼奖最佳导演奖。

    1959年洛杉矶市宣布庆祝“花鼓歌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在游行后授予他洛杉矶市钥匙，加州州长给他发来祝贺信，洛杉矶华人商会在唐人街举行大型庆祝宴会，赠给卷轴和金领带扣针。 

    不过，虽然当年《花鼓歌》在百老汇连演六百场，让投资者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但与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其它的经典名作相比，只能说是小有收获。如果说《俄克拉何马》、《天上人间》、《南太平洋》、《国王与我》和《音乐之声》可以被称为“五大”，1947年《快版》(Allegro)、1953年《我与朱丽叶》(Me and Juleit)和1955年《管道之梦》(Pipe Dream) 三部戏可以称之为“三小”，那么，中国题材的《花鼓歌》(Flower Drun Song)、音乐剧电影《博览会良缘》（State Fair）和电视音乐剧《灰姑娘》（Cinderella）只能说是它们的中间产品，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出在《花鼓歌》剧本身上，菲尔兹把角色设计得太过于近似一般西方人传统中所认定的《中国人》典型，在短暂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大众兴趣顿减。当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逐渐跃登更重要的地位，那些失真的剧情设计也就难免引起非议，而随着女性主义的抬头，那些角色与歌词的表现，更开始被认为是不合潮流的，因此，当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的其它作品都陆续被旧剧再推，唯独这出戏足足被冰冻了44年，始终无人问津，直到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出现，才带来了转机。

斯坦福大学高材生黄哲伦

    1957年，也就是《花鼓歌》在百老汇首演的前一年，黄哲伦出生于美国洛杉矶一个良好的第二代华裔移民家庭之中，他的父母希望儿子学习法律、医学或贸易。作为孝子他曾一度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发现自己缺少出色的数学才能，行医所需要的眼明手快也并非他所擅长，而用词语在眼前创造出变幻的世界却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他从小就对文学有着独特的悟性和天赋，当他还是12岁的小孩时，就根据临终祖母的回忆录写下了一本幼稚质朴，但情真意切的小说，详细地记载着亚洲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各种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令人刮目相看，后来成为舞台剧《金童》（The Golden Child）的蓝本。对这位兴趣广博的大才子来说，仅仅文学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精神的熏染，希望有一个发射自己文学功底的更理想的平台，因为在斯坦福大学，他发现自己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才会出色，而他对声音和人们的交谈更感兴趣，他观看戏剧表演时竟然会有全身心的震撼。于是，慢慢地，他身上孕育出两种气质—文学之才与戏剧之功。进军戏剧界之后，首先在1981年以《F. O. B.》赢得了百老汇自己设立的奥比(OBIE)奖，随后关于1867年铁路工人罢工的《舞蹈与铁路》(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 1981)获得有线电视CINE金鹰奖，再加上同年创作的《家庭挚爱》(Family Devotions)构成了“美华三部曲”。《睡美人之宅》(The House of Sleeping Beauties, 1983)、《富贵关系》(Rich Relations, 1986)、《屋顶上的一干架飞机》(1000 Airplanes on the Roof , 1988)相继问世，而被评价为“从美国的脱衣舞转向中国京剧再转向皮兰德娄式的虚拟与现实的反转” 的话剧《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在获得普立策奖提名、Drama Desk、Outer Critics和John Gassner奖之外，又夺得声名卓著的托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裔美国人，电影版本也受到极高评价。他近期的作品包括获得1997年奥比奖和1998年托尼奖提名的《金童》(Golden Child, 1997)等。除了个人的创作之外，他还结识了两位流行音乐剧大师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与提姆"莱斯（Tim Rice），并受邀担任音乐剧《阿依达》（Aida）的联合编剧。他们的最新作品《人猿泰山》也是百老汇最新热门作品。《蝴蝶君》、《阿依达》和《人猿泰山》的成功，不仅标志着这位华人剧作家创作生涯的最高峰，现在成为美国百老汇、好莱坞首席华裔编剧，而且也标志着他从小确立的理想同时在文学和戏剧两个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许同为华人，也许共同生活在洛杉矶，但肯定的是，基于他对于华人社会文化题材的重视，尽管他没有来得及观赏当年舞台上的《花鼓歌》，但观赏电影版本之后，他深为其中浓郁的中华文明风格和历史感所折服，同时有意结合时代审美要求，把这出戏进行新的诠释，让它重见天日。他信心百倍，要旧貌改新颜，把这部经典音乐剧献给他无限敬爱的黎锦扬先生。

    黄哲伦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在前《亚裔杂志》(A Magzine)发行人杨致和成立的Factor 公司的精心策划下，与各方的专家接触，进而组成了一支制作小组，逐步地把他的理想付诸实现。2001年秋天，修正后的新《花鼓歌》在小型剧场进行实验性演出，好评如潮，也引起了百老汇制作团队的强烈关注，表示愿意给予支持，让它重登百老汇舞台。这一次首次采用全部亚裔的演员阵容，包括扮演《西贡小姐》扬名的菲律宾演员 Lea Salonga 担任女主角，和曾在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 中担任主演的菲律宾籍演员 Jose Liana 扮演王大。在预演的时候，他们还特别邀请当年百老汇首次演出的卡司前往观赏，得到了一致的推崇，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版本确实比当初更为感人。这正是《花鼓歌》作为一部经典名剧所具有的永恒性和多重解释价值。

    2002年的10月中旬，《花鼓歌》这部50年代末期的经典，带着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的余威，在暌违40多年之后，正式的再度登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各界评论一致的赞美，被誉为2002年十大最优秀的音乐剧之一。通过《花鼓歌》，不仅罗杰斯与小哈姆斯坦的音乐喜剧精神再次得到了最完满、最形象的表达，因为它将华裔美国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华埠社区存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状况、移民两代人的代沟冲突等问题用喜剧的气氛予以了消解，而且，黎锦扬和黄哲伦试图僭越社会文化偏见而“融入美国”，或思考“美国在我心中” 这一命题的努力，也获得出色的成功。由于这次的演出大功告捷，原作的同名小说《花鼓歌》，也再度洛阳纸贵。

《花鼓歌》首演剧照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eisbitt)指出，80年代乃至以后这个多元化选择占据主流的时期，美国已经学会接受甚至赞赏民族的多样化。” 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语境中，不同种族、族裔与文化的人应该“包容他者”、“互为主观”，以便破除偏见，反省并丰富自我。黎锦扬作为《花鼓歌》的小说作者，首先思考着自己的个人身份与民族/族裔传统的嬗变过程，同时进行着艺术上的尝试与创新，黄哲伦作为音乐剧新版编剧，却希望将美国的历史称为“我们的”的历史，可见，当新老两代人面对种族、族裔庞杂的美利坚，面对多元化取代一元化的80年代，后辈与前辈的观念之间存在差异是非常正常的。

    1961年，《花鼓歌》被搬上了大银幕，在全球受到热烈的欢迎，黎锦扬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文坛的小说家。在纽约和电影里扮演美丽的是曾经在1958年以 Sayonara(再见)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日本演员 Miyoshi Umeki。而扮演王大的James Shigeta 事实上是夏威夷人，他也是在迪斯尼的《花木兰》英文版中为李将军（李翔的父亲）配音的人，同时，由具有一半欧洲血统、曾参加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华裔女星关家倩（Nancy Kwan）饰演琳达。这部电影获得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彩色摄影和最佳音乐等五项奥斯卡的入围，成为1962年全美十大最卖座电影之一。当全世界从《爵士歌手》、《42街》、《音乐之声》、《雨中曲》和《七对佳偶》优美动人的歌舞电影中醒来，发现美国歌舞片有了新的替身—《花鼓歌》。从此，华裔美国音乐剧和歌舞电影的发言不再细微无声，这是良好的开始，但不是最后。

四、老骥伏枥  壮志不老

    在黎锦扬身上，融注了艺术家那横溢的才华和文学家的广博知识，凝聚着湖南人的机敏睿智和美食家的生活情感气质。作为作家，《花鼓歌》的巨大成功带给黎锦扬的，不是沾沾自喜，更不是一劳永逸。他毕生处在创作的激情之中，时而如脱缰之马，狂放不羁，奔驰在西方世界的原野上，时而像一位恪守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老学究，游荡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中间地带。艺术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年龄越大越疯狂。不仅在音乐剧领域，在电影、歌剧和文学领域也有出色表现。在30多年间，他共创作《花鼓歌》、《天之一角》等英文小说和《旗袍姑娘》等中文著作共11本书，每本书都具善于描绘人情的特点，写作的题材也全是以中国人为主，其中他最满意的是《情人角》（Lover’s Point）、《处女市》（The Virgin Market）和《金山姑娘》（The Land of the Golden Mountain），其中，《金山姑娘》为华人淘金史英语小说，已被翻译成中文版。他说，自己是华裔，要写西洋情景和心态，东洋人总写不过西洋人；同样的，西洋人写的中国，总不比中国人笔下的中国来得深刻。他一直十分关切中国社会与政治局面的变化，最近的三部作品──《愤怒之门》（Gate of Rage）、《太平天国》以及《中国外传》（The Chinese Saga），正与这些主题有关。其中《天之一角》由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改编成连续剧《怒江春暖》，曾轰动暇迩。1989年，波士顿大学在莫迦纪念图书馆设立了黎锦扬文库。

黎锦扬

    黎锦扬生于中国，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学习，但其后又对这里的战争厌恶乃至绝望，终于在抗日战争结束前被大哥推上了远渡美国的航船，在百老汇音乐剧的圣坛之下找到了自己事业和生活的归宿，所以，他晚年对歌舞娱乐事业的热爱，越来越专注，仿佛返老还童。近年来，90岁高龄的黎老先后或正在推出七部舞台剧，再次以充满天真浪漫的歌舞舞台剧，奏起了永不停歇的生命乐章：

    一是好莱坞的一家公司策划的一个名叫《中国女人的灵与肉》(Body and Soul of a Chinese Woman)的新舞台剧。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冲突的轻喜剧。美国导演Peter Henry Shroeder对他很信服，时不时请他去帮忙给演员说说戏。

    二是根据他的小说《堂斗》改编的音乐剧“The Fan Tan King”，已经在纽约的“Pan Asian Repertory Theater”上演；

    三是轻喜剧，名叫“House Guest from Xinjiang”（新疆来客），2007年春已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Luckman Intimate Theater”上演。

    四是《中国妈妈》，写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母亲来到美国，居住在女儿所住的美国人家庭。在中国经济开放中学到很多生意经的这位母亲，居然教起那对生活拮据的美国夫妇如何推销自己，成功地帮助这对美国夫妇扭转了他们的生活。这部舞台剧被一家玫瑰剧院看中，已于2006年7月2日将其搬上舞台。 
    五是以当年发掘金矿时期，在大埠旧金山被人们广为流传的一个赌王Little Pete的故事为题材，剧名为《番担王》，描写番担王认为要摆脱种族歧视，就必须很有钱，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有赌才能变得十分有钱。该剧就是描写番担王如何发迹的故事。 
    六是用中文写的一个舞台剧《美国梦》，已被中国一个表演团体看中。该舞台剧情节复杂，故事曲折，把20多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对美国梦追求，从做梦、梦碎到梦醒的典型过程，融入其中，剧本辛酸中不失幽默，还放入了黎锦扬哥哥黎锦辉脍炙人口的《桃花江》和黎锦光的《夜来香》等音乐作品。黎锦扬表示，如果这个舞台剧在中国上演，他就会全力向中国文坛和艺坛进军。

    最后一部是他应电影音乐家拉基(Doug Lackey)邀请，新编音乐剧《牌九王》，将在第十届美国纽约国际Fringe嘉年华会公演。该剧反映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改编自黎锦扬的英文小说集《堂会战争的日子》(Days of the Tong Wars)，介绍19世纪末华人先民来到旧金山市淘金，在鞭炮和舞狮声中追求美国梦。全戏有十几个不同色彩的配角，他们成为华埠的缩影，表现了美国华人一段重要的历史。该剧主角邝彼得是一个麻将馆主，也是一个赌博高手和商人，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不愿做苦力，认为做买卖也可以发财，只要有了钱，就不会受到种族歧视。当他赚钱后想买房子，被迫起了个洋名“彼得”，因为当时法律不允许华人置产。他的妻子则希望过简朴的生活和多生几个孩子。黎锦扬表示，华人音乐剧打入主流很不容易，希望藉助这个窗口，让美国社会了解和肯定华人为建设加州做出的贡献。

　　近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为黎锦扬出版了一本题为《跃登百老汇》的自传作品。这是可读性颇高的一部作品，书中贯穿了黎锦扬小说创作中的轻松和诙谐，情节起伏跌岩，很多地方会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发笑。他的自传是用英文写成，但经过目前在华纳兄弟影视公司任职的穆晓澄的翻译，使该书阅读起来特别流畅。 
    不过，最让黎锦扬兴奋的是，兴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音乐剧院。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剧院演自己的戏，那才是真正的叫人刮目相看。由此散发出的老来少狂、快活开朗的喜剧人生观，让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据说，目前投资人已经跃跃欲试，地点可能选在橙县。

五、会当凌绝顶，一览天下小。

    古罗马理论家朗加纳斯指出：“即使整个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飞翔领域，还是不够宽广，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越过这整个空间的边缘。” 自古以来，有思想的人类成员们(哲人、诗人、音乐剧人、电影人、经济学家、神学家……)都不甘心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中，他们迷恋于轮回，神游于太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做着人类共同的梦。

黎锦晖与黎明晖父女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就近代音乐剧而言，我们只能称之为一座方兴未艾的歌舞花园，足以萌生一些音乐剧的幼芽和灌木，但对于参天大树的发育成长来说，却太显闭塞和贫乏。与其他一些曾生长在欧洲的音乐剧犹太人一样，中国人也必须离开孤独的花园，跃身到正宗音乐剧发源地百老汇去。终于，一直远离世界音乐剧主流而默默无闻的华人歌舞世界突然大放异彩，产生了一部让中华古老歌舞焕发现代青春的音乐喜剧作品—《花鼓歌》。原剧本小说的作者黎锦扬以无为心态跃出，闯入了美国经典音乐剧的黄金年代，并作出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成绩。华人世界从一个看似自成一体、独自发展的开端，竟然产生和发展出了如此超群绝伦的成就。黎锦扬及其《花鼓歌》就像海市蜃楼，在中国音乐剧这一微波皱起的海面或湖面上，突然耸立起亭台楼阁、城郭古堡，宛如仙境。

    黎锦扬是继黎锦晖之后，华人世界出现的颇具时代意识和创新意识的杰出音乐剧大师。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和他的音乐剧创作变得超越国界、超越时代而又具历史性和经典性。他作为剧作家，作为人类音乐剧春江水暖的先知和潮流引领者，不只奔向“音乐剧黄金年代”，“音乐剧黄金年代”也奔向他。人们每当欣赏到他与罗杰斯和小哈姆斯坦的卓越智慧合为一体的那部时而像潺潺小溪、时而像狂风暴雨，时而忧伤缠绵、时而宁静旷达，既富于唐人街式东方美和喜剧性又富于百老汇式西洋美和写实性的《花鼓歌》时，眼前自然就会出现一群在美国开启新生活的华裔喜怒哀乐的中国风情。这风情，常常令人联想到《琵琶记》中背着公婆临死前画下来的人像画、手抱琵琶、一路弹着行孝曲子的赵五娘，联想到《桃花扇》中忠于爱情、斑斑血溅化成“桃花扇”的李香君，联想到黎锦晖《小小画家》中“母诫”那场戏中调皮而率真的小画家与严慈母亲对唱的“教子歌”，同时也联想到经典音乐剧《天上人间》中仿佛置身于梦一样的天堂乐园，鲜花飘落一地，两情相悦的男女主人公在深情对唱“If I love you”。从高明到孔尚任，从黎锦晖到黎锦扬，中华文明一步一步融入世界音乐剧潮流，试图挣脱出与现代比较很狭隘的歌舞地平线，翱翔于美国国家歌舞娱乐品牌—百老汇的广阔、灿烂、深邃、神秘的圣殿——这就是黎锦扬的最大贡献。正是他，让中国人在《花鼓歌》中听到了百老汇的呼唤，那呼唤在激励我们快速奔向百老汇那生气勃勃、品牌力旺盛的正宗音乐剧场中去。就像人需要肉体与血液，花朵需要泥土和水一样。

托尼奖得主黄哲伦与黎锦扬老先生

    黎锦扬无疑是20世纪中叶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美学精神在华人世界的杰出继承者和当时中国与百老汇音乐剧在域外共生同步的第一座高峰，堪称近代以来操华语的中华民族拥有的最杰出的剧作家。黎锦扬之于中国现代音乐剧，正如黎锦晖之于中国近代音乐剧，王国维之于古典音乐剧，他们和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历史价值的艺术高峰，甚至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就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经典地位而言，在我们整个华人世界，如果有人比黎锦扬更伟大和更有天赋（如中国近代歌舞大王、他兄弟黎锦晖和新一代作家、托尼奖得主黄哲伦），却绝对没有人比他更重要。这种《花鼓歌》之后的受宠、这种歌舞精神的丰富多产、这种无以复加的荣誉、这种一般人很难遇到的幸运、这种美金滚滚而来的经济效益，足以使他成为华人世界中音乐剧人的最高楷模。我们不断地看到，黎锦扬的影响不绝如缕，灿烂之极趋于平淡，不知不觉中显示出痕迹的深远。所以，把黎锦扬的历史贡献局限于华人地区，必然低估黎锦扬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品牌力。那是多么绚丽多彩的时刻：在1944年—1964年美国音乐剧发展的黄金年代，他就与世界音乐剧界顶尖人物手拉手，尾随其后，翻越重重山峦，登上了当时世界音乐剧的巅峰。会当凌绝顶，一览天下小。正是这一境界的写照。黎锦扬不仅属于华人世界，更属于全人类。

    如果说，黎锦晖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崛起于中国音乐剧界的近代音乐剧的先声，那么，黎锦扬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剧现代化、戏剧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前奏。由此可见，黎锦扬是站在世界音乐剧的震中，向东探望中国音乐剧发展的整个进程，并希望以一种新的音乐剧力量，来影响在世界音乐剧进程中已经落伍的中国音乐剧。但个人之力终究无法冲破固如铜墙的政治坚冰和国家冷漠。这就决定站在世界最高峰的百老汇音乐剧对于中国，只能缓缓地、慢慢地、和平地、温柔地、温情地进入，这一次闪过，一恍就是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末，中华民族才转而展开双臂，开始接受、领略，像无花果一样的温柔响应，再到21世纪前后，来自欧美的音乐剧巨浪如雷鸣、似闪电、像狂飙，在中华大地开始地毯式翻滚而来，一发而不可收。

    这是一个中国音乐剧版本不断升级的寓言、童话和梦幻。长江后浪推前浪。纯粹的流行音乐剧在当今社会已经变成一个落伍的类别，被戏剧性和整合性越来越强的现代音乐剧潮流冲刷到了历史的陈年老帐之中，只有在这片未经百老汇音乐剧场实验足迹踩踏和叙事音乐剧光芒照耀过的中华大地上，它还生动鲜活地存在着，甚至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只是换成“原创华语音乐剧”这个时尚头衔而已。欧洲音乐剧妖魔化与百老汇音乐剧的较量、中国原创流行音乐剧与戏剧音乐剧的抗衡，成为国际势力和国内势力亮相中国音乐剧舞台的两道抢眼的风景线。The Show Must Go On! 人们不禁要问：原创华语音乐剧路在何方？

 

（本博文选自拙著《中国音乐剧史（上册）》第十五章）

 

主要参考资料

乃枫：黎锦扬老先生的如戏人生
卢蜀萍（美国）：黎锦扬和《花鼓歌》
金羊：黎锦扬获“历史创造者文艺杰出奖”
《花鼓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宋伟杰：文化臣属·华埠牛仔·殖民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