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比《刺马》更加中国

    《投名状》一开始是想翻拍《刺马》，故事大纲也是用的“刺马”的原型，可到最后却变成了《投名状》，其中原因固然可能有张彻原著（除张彻的邵式名片之外，台视也出过电视剧版的《刺马》）珠玉在前以及关涉到的版权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发生各种无厘头的后人嫌影视作品丑化了自己先人扯皮的事情，《霍元甲》已经遭遇在前，事实上，即便没有用马新贻的名字，马家后人们也还是认为电影丑化了自己的祖先，陈可辛真是有先见之明）。但更重要的是，陈可辛想要讲述的故事已经不是“刺马”原型所能承载的。

   “贵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案”从发生以来就一直疑窦丛生，堂堂两江总督竟然在校场阅兵时遇刺身亡，这本身就蕴涵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此后官方暧昧不清的态度更使得民间传言蜂起，其中最著名的版本有三个：一、新晋江督马新贻肩负着朝廷打破各汉族武装平衡、彻查湘军贪腐问题的职责，遂被湘军要员（曾国荃？）买凶（张汶祥）杀死，而此后查办此案的正是湘军大佬曾国藩，因此此事不了了之，朝廷也无可奈何；二、马新贻在两江推行新政，得罪了天地会等秘密会社，而无业游民张汶祥的生计也是被马新贻新政所影响，遂怀恨在心，在秘密会社的支持下一举刺马成功；三、以军功起家的马新贻一次兵败后被捻军将领曹二虎、石锦标、张汶祥所擒，马策反三人成功，并结拜为异姓兄弟，最终赖这支军队之力扶摇直上，富贵后的马新贻翻脸无情，残杀曹二虎等人，张汶祥只身逃脱，并最终刺马报仇。

    显然，在上述三个版本中，第一个政治斗争版本，暗中契合了晚清时局动荡中的清廷与汉族武装之间的权力斗争，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第二个版本最简单，也最符合常理，根据剃刀原理，这个版本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第三个版本最为曲折离奇，与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民间戏曲（如《水浒传》）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事实上，民间最感兴趣的也是第三个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其内涵越来越丰富，最重要的是加入了马新贻垂涎曹二虎妻子等情节，而个别版本也把曹二虎、张汶祥的身份由捻军置换为一般的山贼或者豪杰（这样就不存在曹二虎等人背叛捻军这个叙述障碍了）。显然，在这些改进版本中，传统中国戏曲中所惯用的各种叙事策略，如游民啸聚山林、发迹变泰，同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红颜祸水、兄弟反目，报仇雪恨等等达到了高度平衡。这也正是“刺马”故事传唱不衰的内核所在。

    对于著名动作片导演张彻来说，“刺马”无疑提供给了他一个绝妙的讲述男人义气的故事原型。因此，他有意忽略了马新贻进士出身的背景，而把马新贻（狄龙）塑造成了一个武功好手，他之所以能收服曹二虎（陈观泰）和张汶祥（姜大卫）也是基于武功基础上的。而尽管曹二虎之妻（井莉）对推动情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她仍然只是表面上成为促使马新贻与曹二虎决裂的导火索（红颜祸水？），这个人物实际上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真正的原因正如剧中马新贻的台词：“凡是挡着我的石头，我都要一脚把它踢开”，亦即，与弟妹之间的乱伦并不构成马新贻内在的紧张感。而张汶祥既不是武松也不是石秀，他对不守妇道的二嫂根本不屑一顾，报仇的目标始终只是指向马新贻——至少在张汶祥看来，二嫂与兄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而大结局马新贻与张汶祥的校场之斗更被延展为一场酷烈的盘肠大战，马新贻当着自己的众多属下（居然是湘军！马新贻也被张彻改造成曾国藩的部属）与张汶祥单挑，充分满足了武侠片所需要的想像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部纯男人戏中，张彻也把很多篇幅花在讲述曹二虎之妻与马新贻之间的情愫。显然，比起粗犷的曹二虎，温柔细腻而富有谋略，甚至武功也比曹二虎更加高强的马新贻更容易得到女性的垂青。只是这样一个困境之中的女性角色对井莉来说稍微困难了一点。相比之下，略有一点懒散却似乎洞察百物的姜大卫则把张汶祥饰演的非常出彩。

    比起电影，电视剧无疑有更舒展的空间来逐渐叙述，但情节也更加拖沓，台视版《刺马》就具有上述所有优缺点——由于情节的一再延宕，刺马这个情节最终来到时缺乏爆发力。台视版把“刺马”后面清军与太平军争斗的大背景完全展示出来，其间既有向荣、胜保、曾国藩等清军系统内的复杂争斗，也描述了太平军系统内的矛盾（台视版把张汶祥等人改写成太平军）。而马新贻（姜大卫）正是这样一个游走在各种权力缝隙间的聪明人（这样描述似乎与历史真实更加接近），其温文尔雅的人物形象也更符合进士出身的马新贻身份；马新贻与曹二虎之妻（李婉华）之间的情感也不像电影版那样简单率直，而是更加缠绵悱恻、迂回往复（这也是台湾电视剧的优点和缺点）。不过，这一版的最致命缺点是饰演男二号张汶祥的邵传勇实力太弱，完全不足以和男一号姜大卫争锋（时光流逝，使当年慵懒的张汶祥变成了内敛的马新贻。顺便说一句，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罗文的《戏说人生》，很棒）。

    而在陈可辛的视野中，他感兴趣的不再是一段英雄传奇，而是这段传奇背后那些更真实的事情；他要讲一个男人味儿十足的故事，并且是与张彻、吴宇森不同的男人故事，要比他们的暴力更狠、更残忍（张彻和吴宇森的暴力都是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华丽动作，他们，包括刘家良、程小东、袁和平等人追求的都是“剑胆琴心”，讲究的是武功与艺术的高度和谐）——在这一点上，陈可辛的思路更接近武侠小说的鼻祖《水浒传》，而非它的现代衍生物。因此他不能接受马新贻是进士、是书生这个事实，他选择的演员是李连杰，既不是气焰凌人的奇里斯玛式领袖狄龙更不是城府极深的儒将姜大卫，是《霍元甲》里前半段横扫津门的拳师李连杰而非《黄飞鸿》系列里的大侠李连杰，这个变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于是马新贻变成了庞青云（李连杰）、曹二虎变成了赵二虎（刘德华）、张汶祥变成了姜午阳（金城武），《刺马》也顺理成章变成了《投名状》。

    什么是“投名状”？说白了就是案底。杀了人，背上了案底，就不能再背叛利益集团。因此，在很多描述“卧底”的作品中，缴纳“投名状”变成了黑帮集团对“卧底”的基本考验，也构成了“卧底”内心冲突的主要来源——是否可以为了正义的目的而去做一件非正义的事？一旦做了，警匪之间的差别是否还存在？但这种冲突是源自一种“现代”的观念，对于历史上的英雄好汉们的约束力是极低的。中国式的义气主要是为了维护男权中心的小团体利益，例如李逵为了他和大哥宋江的义气是可以滥杀无辜的，刘备则可以毫无顾忌的说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样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大逆不道的话；而在评话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后相约互相杀掉对方家小以坚定信心，“投名状”甚至纳到了家人头上。也正因如此，缴纳“投名状”的要求并不构成庞青云的紧张感，而显得自然而然。陈可辛不关注“投名状”本身的正义性，更关注纳过“投名状”之后所发生的故事。

    通过杀人纳状、撮土为香、八拜为交、烧黄纸、斩鸡头、拜关二哥、歃血为盟等一系列仪式，宣告利益集团的结成。残忍、凶猛而有远见的庞青云顺理成章的取代一勇之夫赵二虎成为集团老大。但这里有两处根本性的改写，一是赵二虎等人不单不是捻军或太平军，也不是一般的山贼或豪杰，尽管赵二虎在剧中高呼“当贼我们要当最大的”，但事实上剧中并没有描述他们有抢劫路人、贩卖私盐、贩卖鸦片或经营妓院等一般犯罪组织的行为。即便他们曾经抢劫军粮，也抢的是太平军的军粮，而非清军的军粮，因此与其说他们像梁山好汉倒不如说他们是类似祝家庄、曾头市之类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体的地方性武装集团，他们是团练的前身和基础。他们被赋予了“忠于朝廷”的内核，陈可辛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太平天国事件中的主要对立双方——太平军和汉人团练武装，他们的主体都是农民，庞青云山字营（注意，历史上马新贻部队的番号正是山字营）的发展轨迹也正是湘军等武装的发迹轨迹。于是，《投名状》有了与两版《刺马》完全不同的叙事内核，它不再是江湖好汉快意恩仇的传奇故事。

    第二处改写则是将庞青云遇到赵二虎之妻莲生（徐静蕾）的时间提到了他与赵二虎认识之前，这样庞青云不用再负担“勾引义嫂”的骂名，顶多也就是情不自禁。并且莲生具有了空前重要的地位，她拯救了困境中的庞青云，完成了庞青云的救赎，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庞青云在惨败之后没有能够遇到莲生，他或许会就此沉沦，这一点上，李连杰与始终强势充满个人魅力的狄龙和饶有远见城府颇深的姜大卫有本质的不同。而此后，莲生更成为被焦虑感和紧张感所困扰的庞青云舒缓压力的唯一渠道（正如剧中人物的对白：“我一辈子都如履薄冰”），徐静蕾的处理也与单纯崇拜英雄的井莉和爱恨纠缠的李婉华高明得多。在陈可辛的叙述中，这个女性角色有了空前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的战争场面惨烈、冷酷、动感十足，没有了一骑当千的英雄，只有疯虎般的困兽之斗，而不是麻木的炫耀（与《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些神奇的古代特种兵相比，高明不止一筹）。而围苏州一役更是湘、淮军战术的最清楚反映，冷兵器时代强攻城垣所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湘军横扫太平天国其实只靠一招，就是围城打援，无论早期围九江、中期围安庆还是末期围天京，靠的就是挖长壕隔绝内外联系，困死守军；外以有力之机动兵力伺机消灭敌有生力量，阻断援军。《投名状》里的苏州就是这诸多战役的一个缩影，一个典范。

    有趣的是，陈可辛不仅把传奇故事中唯一一个没有改名的角色石锦标安排为苏州守军以增强兄弟决裂的悲剧感，更把太平军主将黄将军（真实守苏州的人是慕王谭绍光，不过太平军中姓黄的人特别多，粤语王黄同音，为避“天王”讳，所有姓王的都改姓黄，因此选择黄姓也可谓对所有太平军将领的一个隐喻，陈可辛这次看来是下了大功夫的）设置成一个带有艺术家气质的忧郁将领（似乎兼具石达开和李秀成两人的特点，可谓是对所有太平军将领的另一个隐喻）。他比城外围困他的清军将领们更加潇洒、超脱、全知全能、有才华，也比真实的他们更加虚幻、带有传奇色彩和英雄特质（尤其是最后挺身赴难一节），可是最后失败的却是黄将军，而不是面目狰狞的庞青云、赵二虎和姜午阳，陈可辛在这里的处理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苏州杀降史有其事，不过主持者是李鸿章和程学启，陈可辛把这个事件移植到庞青云/马新贻身上有着多重考虑——无论是把庞青云设置成贪恋美色的登徒子，或是富贵翻脸的小人，人物塑造都未免过于单薄。而要造成“刺马”的前提，必须是他与赵二虎和姜午阳的决裂，这需要事件来推动，单凭一个莲生还不够。而围绕杀降、杀不守军纪兄弟等等事件就成为诱因。但这个时候，陈可辛已经开始透露出他对历史的无知和驾驭叙事的无力感来了。杀降这种事情，史上层出不穷，白起、项羽两代“战神”都干过，也没妨碍他们千古名将的名声。李鸿章干掉了投降的纳王郜永宽等人，官场上也没说什么，就连理学大师曾国藩也不过是皱皱眉头；倒是洋枪队的头头英人戈登大发了一场脾气，要赵二虎一个李逵式的人物为了这事撕心裂肺，根本不可能。前面冷漠的陈可辛这时却又把很多现代观念带入了，杀降不对，那纳“投名状”时滥杀的无辜怎么算？杀降至少还是杀的军人，那些人很可能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百姓，这时候突然有了良心，早干嘛去了？

    似乎是为了简化叙事的繁杂度，陈可辛完全架空了历史上的湘军、八旗、绿营等各系统部队的复杂互动性，把平定整个太平天国的重担压在了魁字营和山字营两支部队身上。这就有点扯了，陈大人（魏宗万）仅凭区区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就能“在朝廷说得上话”？湘军光曾国荃的吉字大营一支主力在鼎盛时期就差不多有八万人！整个湘军系统（包括左宗棠的老湘营）不少于二十万，还不算八旗、绿营、各种正规的地方军（淮军、豫军之类）、自办的团练等等，一场席卷中国十几省的叛乱哪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而庞青云借了十天的粮就袭破天京更是扯，曾国荃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围住天京，又通过大哥发动各路湘、淮军全力牵制太平军、捻军各部，也花了两年多才打下天京，庞青云的功劳就能来得那么容易？并且这也不符合影片内部的叙事逻辑，山字营围苏州一年尚且无功，要不是黄将军开城，天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攻克，理应比苏州更难攻陷的天京怎么就那么容易？

    《投名状》的大结局就更糟糕了，按照叙事逻辑，姜午阳完全没能力杀掉马新贻，而且陈可辛也不打算再讲一遍张彻极力渲染的校场大战。为了增添叙事的复杂程度，他把庞青云之死设置为朝廷布置的官方暗杀（可能是为了与《水浒传》中宋江的结局相呼应，可《水浒传》的模版是奸臣误国模式，且七十回后明显笔力不足有他人续文嫌疑的几十回夹杂了对朱元璋杀功臣的不满情绪）。这简直有点无厘头了，就算如庙堂上象征性存在的三位大人所说“庞青云是个人才，可惜不懂为官之道”，朝廷也不可能暗杀堂堂江苏巡抚、二品大员、封疆大吏庞青云，晚清政治再黑暗腐败也不可能到这种程度！要他当不了官太容易了，随便找两个御史言官找个借口参一本就是了，成本低、操作简单，何必要在就任仪式上暗杀他那么麻烦？事实上，刺马打掉了清廷好不容易安插进江南的一个重要棋子，打着剿捻名义调走的曾国藩名正言顺重新就任江督，此后历经曾国荃、刘坤一等人，湘系势力把持江督一职数十年之久，太后才舍不得马新贻死呢！

    总的来说，《投名状》是一部拍糟了的好电影，它的框架的复杂度已经远远超出《刺马》，可也正是因此，陈可辛反而有点力不从心。《投名状》的细节比整体出色，例如庞青云初遇莲生、山字营初战太平军、姜午阳杀莲生等几场戏，都相当不错，可编导对中国政治的幼稚认识使得电影的力量不足——既然决定要“中国”，何不索性“中国”到底？

2007年12月20日，一稿于北京国谊宾馆

2007年12月31日，改定于北辰小区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