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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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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活在民间

(2006-01-11 19:41:50)
           诗活在民间
                            ——读2002年卷《敦煌》诗刊
                                杨光祖
    在兰州之西,在黄河之滨,有一座长满野草而宁静的小院,还有一棵经风见雨的大梨树,那里,经常聚集着一群诗歌之魂,他们用自己的痴迷、自己的心血培养着诗歌之树,这就是诗刊——《敦煌》。现在,经过一番风雨,这棵诗歌之树终于抽枝吐牙了,装潢精美、质量上乘的《敦煌》与爱好诗歌的朋友们见面了!

     西部,一面诗歌艺术之旗
     海德格尔说:“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他又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天地之间自从有了诗,人类便不再绝望。在人类数千年的沧桑历史时空里,诗与人同在,人类疲惫的眼睛,因为有了诗,而无限延伸向广袤的天空,甚至茫茫无际的不可知的宇宙;人类焦渴的灵魂,因为有了诗,而像鹰隼般飞翔着自由,神性给了人之光。
    中国,是个诗歌之国,从《诗经》开始,中国人就与诗歌同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诗与歌是一体而同母的,没有音乐也就没有诗,生活中处处都是诗,《吕氏春秋》载:“候人兮猗!”,等候心上人而不得,随口就是一句诗。《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等,都是人民心里的歌,发而为诗。而整个的西部,更是诗歌的源头,作为华夏民族母亲河的黄河,不但哺育了中华民族,而且也诞生了伟大的诗人与诗篇。唐代的西部,诗人如星河灿烂,民间也有很多诗人,它们都已经被历史的云烟遮蔽,但他们的诗却零星地流传下来,如“风吹黄叶篇,日晒稀泥卷。”这样的农妇对秀才的诗句,至今还让我们感动。
    但现代以后,西部尤其甘肃诗坛开始沉寂下来,纯诗刊也很少,确实有负西部这片产生诗歌的广袤土地,现在由高平、林野等人主编的《敦煌》诗刊的诞生,正当其时!它的整体策划非常成功,就以栏目来说,新颖、别致、大气,每个栏目下都设专人负责,而这些主持人都是很有成就的诗人或对诗很有感悟和研究的作家、学者,如唐欣主持的“经典重读”、“藏经洞”,娜夜主持的“大敦煌诗歌方阵”,高平主持的“名家新作”、彭金山主持的“校园诗群”、蓝深主持的“阳光地带”等,确是诗刊的名牌栏目,推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作,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的淘洗。
     而《敦煌》的大胆设立“点将台”、“敦煌论坛”、“长镜头”等专栏,对于诗人的精彩中肯的批评,也是非常及时和有特色的。比如这期由娜夜、马步升、林野分别主持的这三个栏目发表的几篇诗人专论,都是精辟到位,引人思考的,如唐卡的《阳扬诗歌简论》,谭五昌的《海子论》,尔雅的《斯人昌耀》等。《敦煌》虽立足西部,但并不局限在西部,它那锐利的目光越过漠漠戈壁,茫茫大海,投向当代世界诗坛,关注他们的发展,采撷精华于域外,盗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如“国外诗粹”、“敦煌视线”等,甚至还关注诗歌边缘领域的最新成果,如张林祥主持的“三原色”,都极有特色。《敦煌》诗刊将以自己过硬的主持人队伍,富有特色的栏目,严格的选稿标准,立于西部诗坛,吐纳四海风云,推进诗歌改革,努力成为西部中国的一面诗歌艺术的旗帜。

     诗在民间活着
     1980年代是新中国一个诗歌的辉煌期,产生了一大批诗人和诗作,影响及于社会,掀起了一朵又一朵浪花。1990年代,诗歌归于沉寂,隐于个人天地,不再能产生浪花,于是,有人哀叹,有人愤慨,有人无奈,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才是诗歌的真正复归,尘埃落定,诗人回到诗歌,诗歌回到诗歌,诗歌回到真实,诗人在诗歌里找到了自己。1980年代的诗歌,仍有很多是社会写作、公众写作,诗人忘了自己,常常把自己当成了国家、阶级、政党、集体、群体,非常喜欢使用宏大抒情,如《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
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人化的、私人化的,好的诗歌就是能够通过个人或私人的幽径,和社会、时代、人类接通。纯粹个人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诗歌;纯粹所谓大的抒情,往往流于口号和空洞,乃至虚假、矫情。反观我国诗歌历史,当诗人流落民间和进入民间后,他们才写出了一些流传后世的诗作,而当他们进入庙堂,就往往写出一些应景之作,一些附庸风雅的诗作,这样的例子翻开文学史,比比皆是,不需要再举什么论据了。1990年代诗坛是产生了一批好诗人和好诗的,那些所谓诗人离开了诗坛,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诗人,《敦煌》此次发表的诗作,都是很有水平的,可以说,在全国诗刊里,一期杂志能有如此高水准、强阵容,是比较罕见的,如北岛、伊沙、徐江、于坚、韩东、巫昂、阳扬等的露面,和一批现代新诗人的出场。《敦煌》诗刊是一本不是民刊的民间诗刊,说它不是民刊,因为它是公开出版物;说它是民间诗刊,因为它的选诗标准比较重视民间性。《敦煌》的这种重视民间、追求诗歌精义、不趋附媚俗的精神,是很好的倾向,这才是诗的正确方向。那种看着日历写作的所谓诗人,跟着方向写作的所谓诗人,违背自己意志、感情的所谓诗人,应该早一点远离诗坛和诗歌。比如本期重点推出的甘肃诗人阳扬,他的《小说细节》这一组诗将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识融为一体,诗句优美简洁而温情,轻松欢快中却让人酸楚感动,原因是他的诗歌有民间性,关注民间,善于化用民谣、民歌,和口语,确实如论者所说“他贡献的,是纯粹的诗歌”。如果我们说,阳扬的诗歌在民间性上有古典美的话,伊沙、徐江等人的诗就有后现代气味,喜欢使用一些脏词,表达一种反传统的情感和思想。而沈苇的诗却在新疆风味之中,有一份调侃、自尊和忧患,及对民间的骨髓里的关注,当然这样的好诗还很多,他们总的一点是真诚地在民间写作,写作“民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借所谓民间,捞自己的功名利禄。
     诗刊,诗人生长的土壤
     鲁迅说,天才的产生,是要有土壤的。诗人的产生当然也要有土壤,最大的最原始的土壤肯定是社会和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发表和流播的载体,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所以,我说,发表载体,现在来说,就是诗刊,也是诗人生长的土壤。我国古代的诗人,比如《诗经》时代,主要是口耳相传,和当下的一些民族的民歌一样,到了汉代,尤其唐宋,转播渠道明显增多,诗人和诗作也自然大幅度地上涨。其时除了纸张之外,现实生活就是非常好的载体,如旅馆、驿站、饭馆、茶楼、青楼、上层社会的宴席等等,都成了诗人发表诗作的最佳场所,诗人劳作闲余,诗兴所驱,会提笔在墙上、纸上写上一首,如果写得好,立即就会被南来北往的行人带到全国各地,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国伟大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这样的,他们最严厉的评判者就是普通的读者,任何人都不掌管话语权,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压灭一个诗人,没有人会通过自己的编辑权让一个诗人隐没。天地良心、浩浩风雷、如水时光、青天明月,把好诗留在了人间,把诗人流给了后世。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肯定是民间的,你想,“古道西风瘦马”、“人迹板桥霜”、“朱门酒肉臭”、“生民百遗一”等这样的诗句,怎么会不是民间的呢?像早期的李煜那样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你能说诗不在民间吗?你能说不是这样好的传播媒介促产了这样好的诗句?近代以来,报刊杂志的产生,把民间的传播方式破坏得七零八落,不再畅通,诗人只能通过被官方、编辑掌握的媒介,发表自己的诗作,如果没有一批好的编辑、一批好的杂志,现代文学史上那些诗人如何诞生?如果没有报纸副刊、没有像《新月》、《现代》等这样的诗刊、没有胡适、宗白华、徐志摩、胡风这样的好编辑,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等这样的诗人,就不会诞生!
     我们甘肃省,历来有诗歌大省的名声,但是没有产生大诗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品牌诗刊,没有诗人生长的好土壤。《敦煌》的诞生,确实是甘肃诗坛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部诗坛的一件好事,它对西部乃至全国诗歌的推进,肯定会发生自己的积极影响。其实,它已经这样做了,如本期
     “诗界焦点”发表的达吾、马莉的《抚摸与疼痛——关于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普及状况的调查》,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它会逼使诗坛产生一些思考的。当然,要说点缺点的话,《敦煌》以后应该在关注名家的同时,大力推介新人,发现新人,这才不负它作为西部诗坛大诗刊的地位。
     《敦煌》诗刊,它虽然目前还有些稚嫩,但见风而长,遇雨而润,相信不远的将来,它会成长为一棵诗坛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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