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此题目并非要做什么翻案文章， 而是在一种特定生态（广义上的）下，那个年龄段的“这一个”的心理抑或生理状态。代际划分是一种讨巧的叙述方式，笔者做为六十年代中段生人正有幸由“小生”升格为“壮生”， 似乎也可以开始“诲人不倦”的生涯了。在一次朋友聚会时，我曾“大放噘词”： 文革对中华民族绝对是一场大灾难，但于我们僻远山乡而言，却有了一种“因祸得福”的意味。在“缺医少药”更缺“人才”的山乡，一批从城里来“献身”或“发配”的小、大知识分子相当部分在“办教育”，在小心翼翼“坚持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前提下，让我等感受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尤其在文革结束的头几年，他们滞留山乡对我们最初几届的“命运之考”功莫大焉……希望吾师们见此妄语不要动怒，权当戏说吧。

   在“伟大的副统帅”赶赴“温都尔汗吃瘟猪肉”的那一年，我被“勒令入学”了，“始做诵者”是我的母亲，一位在横断山脉雅砻江畔彝汉等多民族杂居的山乡小学当校长的“女劳模”。其时，我的父母两地“办学”（父亲所在地是更遥远的“深山老林”），母亲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束我这个“外来第一子”（吾有幸成为山乡“诞生”的外来第一人）。打倒于是乎，我就被母亲和她的“女下属”——我小学时代的班主任“强行扭进”教室，彼时已经开学仨月，我也算是一“特权插班生”了。就此开始操练读书生涯，当然此前“斗大的字”我也识得三两斗。

   二年级起，我开始对读书异乎寻常的钟情起来。现在回想，真是什么烂书、破书、不忍卒读的印刷品都能使我迅速进入一种自我迷醉的快感状态。极端的例子有《牛田洋》，还有一次卖牙膏皮挣了壹毛捌分，到了书店我极其一根筋的要买一本壹毛捌的书，结果把一豪华本《红灯记》捧回了家——一次极失败的投资。这也从反面应证了伟大的伊索：一头驴在两捆干草间饿死了——不知道吃哪一捆好！只有一捆草，尔等草民就凑合着可劲儿慥吧。也有深刻意义上的快感，譬如翻看父母压箱底的师范读本，尤其是那发黄课本的“国文”两字，让我潜意识的小资情调得到相当的满足。再有就是听书，听母亲讲《扑不灭的火焰》、《永不消逝的电波》之类。还有一位人称“李疯疯儿”的老师——四川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人高马大，好打篮球、冬泳，用冷水泡饭，大家都说他有神经病。后来我发觉他对小孩其实挺友善，带一班小喽啰与其亲近起来，他除了给我们糖吃外，最令我等喜出望外的是每晚大啖“小人国，大人国”，“七把叉的故事”，可惜的是不到一年听说他又治病去了。在1981年高考作文《毁树容易种树难》中我举证此例，阅卷老师开恩给了一个较好的分数。是年9月6日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服务处购得上中山大学时的第一本书——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关于《水浒传》的听读讲在“文革”的“下半场”给我带来的更是一个“大快活”！我的算术老师有一套破损严重的《水浒传》，但却绝对的奇货可居。做为一名好学生，他给我树立的崇高革命理想是，1980年我们伟大祖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意气风发的驾驶一辆最新式的手扶拖拉机奔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此时他要搭车，望我不要“人一阔脸就变”云云。我若干次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想讨来自己快活，终是未果。后来总算答成一交换条件，他每晚给我们讲一回水浒，我每天至少给他进贡一块酱豆腐（因其是单身）。好在我母亲时不时要到区、县、地区去开各种大小会，我有不少一朝权在手的机会，立马复辟，对弟妹实施绝对的一元化统治，克扣军饷完成交易。每到且听下回分解时，对我禁不禁得住诱惑的革命意志均是一次大考验。终于有一天伟大领袖不只怎的也知道了我等的煎熬，发出号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一百回本的《水浒》搬回家时，哥哥我心中那份爽噢，呼啦啦！经过几番挑灯夜战，格老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大侃家，每日里大大小小的“死党”前呼后拥，让我很是体会一点反动学说“劳心者治人”的不可言传妙处。深感对不起老人家的是，彼时自己革命精神没有领会多少，到沾染不少流氓无产者的江湖气息，至今还有那么一点余毒未消。

   文革的全面短缺时代总算过去了。翻看一百期的《书摘》，那么多的大家面对资讯爆炸时代一样和我等凡夫有着一样的苦恼。不管怎样，这种爆炸的苦恼也要N倍胜过那种短缺的快感。其实那种快感的幻像一如彭程兄所言：童年的欢乐是无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