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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2010-11-17 14: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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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 中国程阳风雨桥,建筑与山水民居最完美的融合 (图文无关)

 

 

 

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           时间:2010年10月30日上午9点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学术着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999)、《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2007)、《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论国学》(2008)等。

 

  
    大家好!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甚至广大民众的关注。关于国学与传统文化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这次我想讲的是,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热兴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张力和互动。现在大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资源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有益补充。就是说,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自己的传统。

  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点像交响乐一般的繁丽,它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变奏。如果比做贝多芬的交响乐,应该是第五交响乐《命运》。当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这种交错互动和变奏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的现代以及未来的命运。

  
◆ “知音”难觅:如何解读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有点像一个走红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谈论的人多了,称赞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报刊、传媒、网络对她的引用率大幅增加。但问题是应该怎样解读中国。

  早期西方的传教士、汉学家,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谜”,所谓“谜一样的国家”。现在没有人说中国是谜了,但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中国以外的人了解中国不容易,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了解,特别是真了解,是很难的。不用说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也是很难的。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文心雕龙》,南朝时期刘勰写的,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着作,其中的一篇叫“知音”,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知音其难哉?”,可见“知音”难得。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常常感到知音难求,《红楼梦》里的紫鹃姑娘不是也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吗?如果替我们国家着想,要找个知音就更难了。所以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对待古人的着作要具有“了解之同情”。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要想了解别人,你就要设身处地,同情他的处境,对他不得不这样讲的话,不得不这样做的事,能够给予一种同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态度,就容易处理好和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了。

  中国确有不容易了解的一面。一方面,反差大,城市与乡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彼此的差异判若两极。另一方面,有多种面孔,高速发展、中国人有钱了、全民皆商、世界工厂、大工地、潜在威胁等等,对这些,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但每个人只能截取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侧面,却不敢自称读懂了中国。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是:中国人口太多。在13亿人口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理由,任何弊病都非偶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美刚建交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到了中国,跟小平同志见面,谈得很好。最后卡特提出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非常关注。小平问指哪一方面?卡特说比如迁徙权、流动权不能得到保证,很多人想来美国,他们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小平说你要多少,一个亿够吗?卡特不说话了。如果真有一个亿到美国去,他受得了吗?故事是真的,版本可能不同,我不过取其意而已。

  但在问题丛生的同时,当代中国也给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很多留学国外的人,包括和中国有工作或者文化关联的外国人,更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经管和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感觉到、意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用一句广告语,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

  问题是,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往什么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是走向富强之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走向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

  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任公先生是一家之言,这里我是借用他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概念。

  没有疑问,当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世界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当代社会最凸显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期,包括传统向现代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自我的运行机制向与国际接轨转型,长期贫困的国家向小康社会转型等等。

  转型期就是过渡期,是未完成式,一切都处于建构的过程中,是“人在旅途”。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也有人说,“现代化是陷阱”。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即使是“陷阱”,如果这个“陷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绕行的,我们也无以辞避。现代化是我们多少代人的梦想,实现梦想需要付出代价。正如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Paz)所说,发展中国家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 ned tom odernization )。当然我们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许多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后发的好处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晚清政府从1860年至1890年三十年的早期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打断了。民国政府初见成效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仍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鉴于百年以来的痛苦经验,中国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格外小心,要尽一切努力,不能让这一次现代化进程再次被打断,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比如没有做到“一心一意”和“不动摇”等等)还是由于他者的原因。

  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的可能。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最早是欧洲的模式,后来是北美模式,而以北美模式对世界的辐射力最大。但这两个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同多于异。再后来亚洲的现代化浪潮兴起了,实际上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已经和西方有所不同。不用说,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在旅途”,是未完成式。对我们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经验和教训,世界上都很注意。

  当然,现代性的一些最基本的指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是共指的,不同的是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否则人类便无法互相了解,实现跨文化沟通。

  当代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

 

◆ 多元共生:中国文化的显着特点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着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中国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传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我们使用了两三千年,从秦朝的统一文字到现在,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电脑盛行原以为会使我们的汉字遇到危机困难,实际结果却并非如此,现在汉字进入电脑极为方便,说明我们的汉字在现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文明不间断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纪初前半期,许多志士仁人以为汉字将成为现代化的“累赘”的想法,未免是杞人忧天。不过从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的发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统治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 回归原典:国学和经典阅读

  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些必要途径,行之有效。

  晚清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解体与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真实的问题,即第一,到底如何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存在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问题。因为从清末到民初到五四乃至后来,长时期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而且经常的口号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结果使得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严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认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我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有过一次文化对话,后来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他长期致力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上世纪二十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呈压倒之势,对传统当然不想看。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现代化必然要告别自己的文化传统?人们发现,东亚的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比如日本,虽然早期也有过“脱亚入欧”的潮流,可是后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比我们的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台湾,也没有和中华文化传统彻底脱离。早几年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特征非常突出。而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呈现于当代社会的,的确少之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主要检讨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传统。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本身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反传统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们那一批人很小就留学国外,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在国外,但他们不发生文化失重的问题,文化的根始终在文化中国。像陈寅恪先生在国外的时间非常长,到过很多国家,但是他的文化关切、学问的中国文化根基,始终没有变。1961年诗人吴宓自重庆赴广州探望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吴宓日记》续编,1961年8月30日条,三联书店版)

  我们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后来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我们一两代人都是在大小传统齐遭毁损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从而成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动乱时期,提倡学生揭发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同志揭发同志、街坊揭发邻里,全民大揭发,中国人的人性尊严丧失殆尽,对社会基本伦理价值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弥补的。我认为这个影响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和民间做了许多重建传统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于长期与传统脱节所造成的文化断层,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当今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

  中国文本典籍之丰富,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书,不包括《资治通鉴》,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还有各种野史笔记,也都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史书之外,还有丛书和类书。当然按传统的“四部之学”,史书是“乙部之书”,另还有经部之书、子部之书,以及数量更大的个人作品集,也就是“集部之书”。

  这么多的典籍,专业的研究者尚且望洋兴叹,我们一般的公众,该读些什么书呢?过去做学问打基础,或者想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最初步的是要读“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从前的发蒙读物。“四五四”是“四书”、“五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读,选读也可以。像《史记》,主要需要读传记部分,共七十二篇,故事性强,不难读的。除了“前四史”,这几年我一直提倡读一点“经”。现在大家讲国学,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词在《周礼》里面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不是历史上的国学,历史上的国学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今天讲的国学这个概念,是晚清出现的,可以叫做现代国学。至少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里,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还不一定是最早。讲国学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规模地讲国学,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过去做学问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说的“读书必先识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学的大专家。还有一个是经学,就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诗是《诗经》,书是《尚书》,礼是《周礼》(还有仪礼、曲礼,称“三礼”),易是《易经》,也叫《周易》,乐是《乐经》。《春秋》也叫《春秋经》,因为是极简短的史事记载,必须借助于几种“传”方能看得明白。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以为《左传》最重要,最便于阅读。由于《乐经》后来没有传下来,空此一“经”,所以便有了“五经”的说法。

    现在关于国学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国学就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范围太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这是学术史的一个流变过程。可是我觉得,要是把国学看成中国学术史,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一般的民众怎么可能进入呢?因此我很赞成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的观点,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马先生的定义的好处,是抓住了中国学问的源头,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称作国学,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经”里面。而且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中小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应该设立“国学课”,内容就是以“六经”为主。由于“六经”的义理较深,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语》、《孟》实际上是“六经”的通行本。熟悉了《语》、《孟》,也就熟悉了“六经”的义理。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应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此长期熏陶,循序渐进,百年之后,“六经”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所以今天讲文本的经典阅读,我想包括《论语》和《孟子》的“四书”是首先该读一读的典籍。《论语》、《孟子》再加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是南宋大儒朱熹把它们合在一处的。《大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大学》和《中庸》文短理深,其实并不易读。我的看法,主要还是要先读《语》、《孟》。当然,开始阶段,“百三千”即《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读一读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以前这些都是生之为中国人的必读书,现在读这些书,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补课,是为了改变百年以来的文化断层增补的几门必要的传统文化课。至于老庄、诸子、古文、诗词、戏曲、小说,还有佛道经典,应该如何选读,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谈及了。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传统重建的第一点,文本的经典阅读。

  第二是关于文化典范的熏陶。一个文明体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文化典范。文本经典也是一种文化典范。此外古代的建筑,包括宫廷建筑、百姓民居、佛道教的寺庙和道观,大量的地下发掘文物,以及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够流传到今天的,许多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典范。还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文化典范的代表。中国是讲究人物的国度。三国人物,魏晋人物,盛唐人物,晚清人物,都是有特定内涵的人物群体。我们通过和这些文化典范的接触与对话,接受文化典范的熏陶,是文化传承和重建文化传统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礼仪文化的提倡,可以唤起人性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中国是礼仪之邦,可是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也是礼仪文化流失得最多的国家。礼仪的核心是一个“敬”字,所谓无敬不成礼。所以孔子说:“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礼以敬为本”。礼敬,礼敬,如果没有了敬,礼就不存在了。因此中国人的习惯,拜佛也称做“礼佛”、“敬佛”。其实“孝”的内核也是一个“敬”字。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了“敬”,人类的“孝”和犬马的“能养”便无所区别了。如果联系我们的节日庆典和日常生活,随处都可以看到礼仪缺失的情形。比如中小学生的校服,大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根本和校服不是一回事。校服必须是礼服,国家典礼、学校开学和毕业的典礼,以及学位的授予等庄重的场合,学生应该穿上校服,又好看又精神,很合乎礼仪。

  总的来看,百年中国以来的文化传统是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我说的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些必要途径。包括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我个人也并不轻看,因为她旬日之间把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送到了千家万户。当人们对传统的文本经典已经陌生的时候,她让大家对《论语》重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帮助普通民众拉近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距离。

  我的愿景是,希望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同时也走向自己文化的深处,是世界的中国,同时也是中国的中国。这次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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