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工作完成后，也就是一年以后，诺贝尔奖化学委员会化学组组长Tiselius，刚好来华访问，那么当时他说过一句话，给您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可以从教科书中知道怎么造原子弹，但是你们绝不可能从教科书中学会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样的评价应该说非常高的，当时人们很自然把他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在一起，我想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项研究成果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邹承鲁：做的时候没有想过，假使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他做工作就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
主持人：我觉得没有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不想获得奥林匹克奖牌，也没有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想获得诺贝尔奖的。
邹承鲁：当然不能说不想，但是不能说是想的就是把它放在第一位了，搞科学是第一位的，得奖是第二位的，我觉得现在炒作过头了。
主持人：你曾经在国外留学过，在剑桥你是怎么看待诺贝尔奖的呢？
邹承鲁：在国外对诺贝尔奖也没我们看的那么重，也许他们人比较多，得奖人比较多，特别是剑桥，是诺贝尔奖的大户。应该说，在马路上在实验室走走，动不动就可以碰见一个，我办公室挂了一张照片，是我有一年，带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去访问英国照的一个相片，六个英国人吧，六个人中三个诺尔奖获得者。我想一个科学家他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真正热爱科学才能够把科学搞好，假使是为了名利去搞科学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为了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学事物，也许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诺贝尔奖。
(邹承鲁在工作单位)
邹承鲁：我的学生差不多都退休了。
学生：就先生还在这干。我们也快退休了，但是老先生还得干。
邹承鲁：我是退休嫌闷得慌。
学生：其实搞科学的就是这样，他也不求什么，就求一个能干自己想干的事的环境。
主持人：现在又有人说 杨振宁教授在文革后期，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中国申报了四个人，但是按照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规定，单项科学奖最多不能超过3个人。
邹承鲁：只允许三个人，不能够超过三个人。
主持人：中国的科学家又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那么您对这件事了解有多少呢？
邹承鲁：因为是知道他会推荐，所以聂荣臻就又开了一个会，在北京开的，讨论推荐什么人，那么这四个人也是开了多少次会议，经过各个单位提名，最后平衡得到的结果，所以就没法再改了。
主持人：难道当时我们就不知道四个人就肯定不能过吗？
邹承鲁：知道是最多三个人，但是是不是能够破例不知道，三个是不是铁定的三个，也不过就多一个，当时想，就是过去没有这个先例，但是，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当时并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你还记得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以后，66年的时候，另外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奖者Kendrew教授来到中国，当时他说他是在英国最黄金的时间看到这个消息的。
邹承鲁：具体他是这么说，他在BBC，就是英国的广播电视台，BBC的黄金新闻时间播发这个消息，他是在那儿知道的，他相信几百亿美国人都会在这个节目上看到这个消息。
主持人：而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您刚好是做他的翻译。
邹承鲁：对。
主持人：但是我知道您和他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可是他那一天居然没有认出您。
邹承鲁：没有认我来。
主持人：没认出您，是不是您当时的形象和您在剑桥的时候也有挺大的改变了？
邹承鲁：当然当然，那一身破烂布制服，还特别挑选一件旧的。
主持人：为什么要挑一件旧的呢，要特别呢？
邹承鲁：像个翻译，像一个简单的翻译，不像一个科学家。
主持人：你当时作为一个翻译，面对这么大一个反差，你当时心理是怎么感受的？
邹承鲁：你别忘了那是文化大革命，让你去当翻译，已经算是怎么说很对得起你了，到后来呢Tiselius来的时候，接待组里就没有我了。
主持人：都不让去见了。
邹承鲁：不让我参与接待了。
主持人：如果我们用酸甜苦辣来形容人的这种正常的一种心理感受，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邹承鲁：这个也无所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脑子不想这这些，脑子就想着文化大革命明天要贴我什么大字报，我怎么回答,就想这些问题。
今年已是80岁的邹承鲁平常还照常上班，只有周末才在家休息，对他来说，过去失去的时间太多了，邹老有一个习惯，每个月都要阅读十几分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据说在文革靠边站时也没中断过。
主持人：你曾经说过，你可能一生最遗憾的时候，就是从51年回国到文革结束，这25年当中，你大概只有断断续续10年做研究。
邹承鲁：对对，这个十年还不是连续的，还是断断续续的，连续工作不间断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工作特别是搞生物科学需要一定的积累，靠灵机一动就有重大发现的情况，19世纪也许很多，二十世纪就很少了，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我想更不可能了。
主持人：那你觉得您今天能出成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邹承鲁：坚持不懈，努力工作，全身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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