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但是老百姓却花了很多金钱买这些东西。

　　邹承鲁：我还跟另外几位院士，包括何祚庥、王大珩还反对过频谱仪。它起的作用跟红外灯照是一样的，可是它加上一个频谱仪，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卖得要买红外灯要贵很多。

　　主持人：看来像这样的现象很多。但是为什么，站出来说这种事的科学家会却很少呢？

　　邹承鲁：哎呀，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科学家不愿意花这个时间，第二个可能是，就是他说了，媒体给不给他登也是一个问题，这个责任其实不应该落在科学家头上，应该落在行政部门的头上。

　　主持人：一个人得罪人的时候，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那是一回事，但如果说他是为了一种精神，像您是为了科学道德去得罪人，那么反过来当您面对别人对您的反击的时候这个时候…

　　邹承鲁：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个过去有就算了，不去理他就完了，但是呢，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自个儿在物质上要求也没有什么了，该选的该当的也当了选了上了，我当院士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是呢，有些人因为是我得罪过的人，拿我没办法，就把气撒在我的学生体上，他们还年轻，他们要申请基金，要申请研究经费，这些都要通过人评的，这时候他们就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少说点吧，客气一点吧，要不然他们气都撒在我们头上了。

　　主持人：那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想呢？

　　邹承鲁：哎，怎么办呢，我说我也不愿意得罪这些人，可是该说的话还得说啊，还好我这些学生都挺理解的。我觉得对国家科学的健康发展也许还有点好处，能够起来道路一些作用就好，哪怕一些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很远，不会回头，但对于年轻人来进，使他们将来能够看清楚这些事，自个儿不做这个事，那我就达到目的了。

　　这座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连续十年被评为A级国家重点实验室，没有气派的自动大门，没有花岗岩的墙面和大理石的门柱，但是在他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中，但有五位中科院院士，八位研究员，作为实验室首任主任的邹承鲁始终强调，这里是科学的前沿来不得半点虚假。

　　主持人：您在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学生腐败的同时，我注意到，听在政协会议上还有很多公开的场合，一直大声呼吁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这么说你也是看到他两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邹承鲁：对。

　　主持人：您把这些学术腐败和教育联系在一起，是不是您觉得他能起到治本的作用？

　　邹承鲁：应该是这样，我就想从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对其他人也应该类似之处，要在学校里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大了自然会不重视这些事情。

　　主持人：您提出过教育界的两个最大的弊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灌输式的教育，不提倡这种独立思考精神。

　　邹承鲁：现在在学校里头比较少给学生自己发挥的这个机会，就是怎么教怎么记，怎么背怎么考，升学就看考得好不好，换句话就是看背得好不好，没有自己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个机会，也没有这种考验，不但在科研上，在所有的东西上要创新，对创新这种这完全是背道而驰，假使老是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创新精神永远谈不到。

　　主持人：而所谓一个科学家来说，这种独立思考可能是最重要的。

　　邹承鲁：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敢于怀疑前人所说的一切，当然不是随便怀疑要有根据。他(李四光)，也是十分敬业我知道，反正我活着我这个屋子我还得管管，哪天我不在了，我女儿会不会管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两个孩子(外孙)上大学之后，我女儿回来跟我在一块儿，最后几年我能够跟她在一块儿。

　　当年邹承鲁的老伴在世的时候，他们在家里相对而坐，各自面前都放着一台电话，工作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都看不见，这对夫妇相处的时间多半是这样度过的，老伴去世后邹承鲁就把自己的工作地点搬到了生化办公室，现在陪伴他的是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照片，还有实验室的学生们，当然还有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生物大分子的研究工作。邹承鲁在回顾自己50年的科研工作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结束语，我自己确信如果我有再生活一次的机会，我仍然进选择科学研究作为我们的终生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