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值此，悼念我的叔叔。 

   我的六叔陈端紘是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０日，他驾驶的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敌人进攻时，因低空扫射而不幸被日寇炮火击中，壮烈牺牲在鄂北豫南处的老河口地区。

    然而，由于他从军隶属的党派不同，在捐躯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作为他们的亲属，我们一直被迫屈辱地沉默着……

    六叔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始终是一个遥远和虚幻的人物。他年轻的生命为抵御外敌而献出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而当我开始记事想看看六叔的遗照时，家里却因为他是一名国民党军人而不敢提及，更不可能公开他的照片！我只记得在“文革”中，我们陈家大院里偷偷摸摸地焚烧旧照片时，我从火焰抽出一张烧焦的吊唁场面的照片，据说是当时给六叔开追悼会的，而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遗照根本无法辨认。

    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六叔的印象是一个风度翩翩、彬彬有礼、沉默淡泊又独往独来的青年。我们家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居住了近两个世纪，那座早已衰败的陈家大院和六叔年轻、英俊的身影形成的强烈反差，对我们晚辈总是一个费解的谜团。现在那座旧宅早已消逝殆尽，对它的记忆日渐模糊，然而对于六叔，我却永远也不能淡忘，对他的殉职我不能永远保持沉默。

    1938年，当中国国土沦丧不久，从事测量局工作的六叔便背着家庭，偷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于当年５月１７日南下报考航校的。国难当头，２１岁的六叔决定放弃测量局安稳且悠闲的工作而赴沦陷区从军。为此，他征求家族的意见，但家族一致反对他危险的选择。尽管日寇在中国的国土上已开始了疯狂的蹂躏，但他们认为北平仍然属于安全的城市。虽然他们谁也不想当亡国奴，但他们又不肯让家中最有才华的老六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面对民族危亡，六叔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再不能安心读书和工作。他理解家人的担心，但他不能苟且偷生地继续在北平生活。经过已久的蓄谋，临行的前一天深夜，他将简单的行李捆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让家人察觉。黎明便不辞而别地悄悄溜出陈家大院，含泪频频回首，走到胡同口的尽头时，他最后望一眼门楼。朝霞，正开始涂抹那漆皮剥落的两扇红门。

    事后得知：六叔从天津到塘沽港，乘轮渡赴上海。平安抵达上海不久，徐州便已沦陷；汉口危在旦夕；广州惨遭轰炸。诺大的中国到处在呻吟和流血。

    颠沛流离的战乱奔波，沿途见闻对六叔他们触动极大。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有权有势的人依然醉生梦死、奢侈浮佚。另一方面，一腔热血的青年因报国无门而痛苦彷徨。六叔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依然坚持报考航校，他发誓要与敌机在空中决一雄雌。

    航校第十三期开始续招飞行生。届时，武汉空战已趋激烈，因此，报考航校的青年异常踊跃。美国人以他们严格的标准对千余名中国青年进行逐一筛选，，及格仅剩１４名。六叔为甲种备取生唯一的一名。甲种备取生入空军官校，四名乙种备取生编入空军士校。

    战争期间，军校是很艰苦的。服装仅发两套，没有呢、棉服，破了便自己缝补。冬季的柳州，阴雨连绵。穿着没有棉絮的大衣，在夜里站岗时不免瑟瑟发抖。六叔在以后的来信说：“虽然在家里也没有穿过狐腿皮袍，但也没挨过冻。夜里只盖两床毯子，两只冻脚，只好盖上那件‘硕果仅存’的绿色羊毛衣。身上穿着那件蓝色毛背心，这可说是我最狼狈的一个冬天。”   

    敌机很快开始在柳州上空盘旋，军校便转移到８公里以外的一个山洞里上课。赤脚穿草鞋、背驮着三十余斤重的武装冒雨行军让他体验了另一种人生。

    半年后，入伍期满，但因器材不够，学生无法如期进行飞行训练。而柳州局势日甚一日地紧张，只好又经贵阳转移到昆明的另一个军分校受训。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十块八毛变成几张废纸，六叔自己形容“活像一群花子兵！”

    39年底毕业。从空校备取生过渡为航校航空生，但真正接受飞行训练则是在40年春天。  此刻昆明也成了日寇空袭的目标，一次低空扫射后，航校的二十余架飞机均被敌机炸毁。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六叔形容就是“逃警报时期”。几次险些成为敌机的靶子，最后从昆明又逃到四川宜宾。然而，宜宾上空的警报同样地频繁，训练器材屡遭轰炸。训练计划无法如期进行，学生在“饱食终日”中煎熬。

    第二年，同盟国美国决定分批将中国学生接到美国受训，经缅甸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再到孟买。这时，在异国的六叔患了当地的热病，也是他自离开家第一次生病。直到５月底才乘船离开亚洲，经南非好望角、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７月１３日来到纽约。

    在美国受训的日程极为紧迫，六叔选择的是驱逐而不是轰炸，因为空中作战凶多吉少，如果选择轰炸，可能由于自己的技术原因失事而连累同机战友罹难。但驱逐则完全是用自己的能力来支配自己的命运。

    由于成绩出色，４３年３月１０日，六叔成为一名正式的驱逐驾驶员，胸前佩带了两国的飞翼胸章。随后，又被选拔为教官，在美整整执教十个月，教了不少后续的中国学生。

    在美国当教官的日子，有汽车、金钱和地位，假日时自己驾机可到各处游逛，洛杉矶、旧金山、好莱坞等等都陆续游览过。其实，他本可以就这样执教下去，从此躲避硝烟战火和贫困疾苦。但是，亲人在受罪，国家被占领，沦陷区在屈辱的呻吟，这一切使他无法安心自己享受清福。到一个富裕和平的国家当教官并不是自己最初的选择，一想到家乡的战火，他就坐卧不安，恨不得日夜兼程地飞回中国。

    回国后，六叔即刻实现了驾机作战的理想。他的勇敢和机智使他几次在圆满完成任务后又死里逃生。然而，当抗日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时刻，我们年仅２８岁的六叔却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   

    在他的遗物里，有一封是他在印度洋上写的家信，谈到选择回国参战，他写道：以往一切经历和要做什么事，都没有些微的挫折。不知此次“请缨参战”是否依然顺利？假如为国捐躯，也是军人的光荣；希望大家不要悲伤，如果幸而不为国殇，那么战后必然还在军中服务，仍负训练空军之责。”   

抗战胜利了，达官显贵陆续坐着飞机北来，但我们家族企盼六叔驾驶的飞机回到北京却成为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每当晴明的天气，众人便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徒劳地看着一架架银灰色飞机掠过了头顶…… 

    半个世纪后，当我与弟弟在空军指挥学院干休所采访与六叔在柳州入学时的同学邢海帆先生时，这位九死一生、年逾八旬的老人，回忆起将近６０年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铭刻在心。他很自豪地提到自己和战友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的历程，尽管“文革”时他为此惨遭１０年监禁。

    现在，当年战友还活着的已是屈指可数，包括我们的六叔在内的三分之二人在战争中就牺牲了，现有一小部分在台湾和美国，大陆只有三人，朝鲜战争时又牺牲一位，另一位在“文革”中被整死。

    最让邢先生惋惜的是当年的照片、资料全部被焚毁了。本来想通过邢先生能够看到六叔遗照的幻想再次破灭，邢先生家里现在珍藏的当年唯一的一枚照片，还是几年前一个在台湾的老战友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