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3日，我再次回来王辛庄。每当麦苗返青时节，我都想重新站在王辛庄的田野，任湿润的春风拂面而过，吸允着青草和牲畜的气味。可是，今天的王辛庄早已没有了嫩绿的颜色，更没有了成群的搂麦子的妇女。满眼都是隆起的白色塑料大棚，可以自主选择种植品种的农民，抛弃了利润极低的粮食作物，前两年改为果园，近两年又变成瓜地。
    人民公社与生产队的解体，打破了王辛庄以往一分为三的格局。现在，王辛庄的主要街道都被命名和编排了号码，昔日三小队的我家旧址，就是王辛庄西街37号。不过，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些数字化管理。人们更习惯依照旧日的称谓：“西边子”或“北头儿”。
    自1975年离开王辛庄后，我陆陆续续回来多次，每次重回王辛庄，几乎必要先见王泽宝。在王辛庄中学的三年里，泽宝是我最重要的同学。
    泽宝家的幼苗温室大棚里，雇佣了两个外村短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他沾满泥土的粗糙大手，拒绝了我要握手的好意：“不成子堃，太脏了!”我们的见面依然亲切，一切仿佛就是昨天。年近50的他没有发福变胖，但岁月的风霜狠狠地在脸上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个圆脸的王小五只能留在我深深的记忆之中。
    塑料大棚里是温暖的，正是栽种瓜秧之际，浇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王泽宝钻出大棚，简短地寒暄两句，我就轰他回去：“别耽误浇水，咱们进去边干边说。”在大棚里，他顺着垄缓缓前行，弯腰给两旁的瓜秧浇水。我随他慢慢走着，提议帮他一起浇水。“不用不用，你也帮不上。”
    “搭一个大棚要多少钱？”
    “6000块，差不多。”
    “能用几年？”
    “四年。”
    “水、电、化肥，这些成本也不少钱吧？”
    “可不是，一年到头剩不下两钱。要是再供两个孩子上学真难死了！”
    “现在各种赋税多吗？”
    “不多，但承包费高啊，没办法，谁叫我是农民呢？”
    王泽宝直起身，苦涩地一笑，脸上的皱纹拧成一团。
    “决不能让儿子再当农民了。”他发誓道。
    不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没有再在田地里劳作过。

    除王泽宝外，还要必见的是李旺林。李旺林早在75年前就成为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医务所设在大队部旁边，利用地理便利，每天中午在邮差到来时，他先为我截扣《参考消息》，下午，我看完再还他。
    那些日子，对于渴望对外界认知的我，《参考消息》是了解外界的惟一渠道。若没有李旺林里应外合，这个渠道也就堵死了。现在他自己临街开了诊所，因为医术高明和为人厚道，所以生活过的不错。

李旺林夫妇都因为缺乏体力劳动，而进入中年发胖阶段。他们的两个女儿都相继上了大学，实现了父辈的梦想。在王辛庄，李旺林的一家属于小康，生活安逸、子女值得骄傲。

泽宝虽然没有高学历的子女，但也各自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父辈不会担心他们的重蹈覆辙。

不过，谈起抚养孩子，王泽宝无奈地叹息道：“唉，要孩子真累！”

如今的王辛庄，我走到哪里只要愿意，便可以听到幼儿叫“爷爷”的声音。所有我的同龄人，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几乎都突破禁令生了两个孩子。现在，他们在农村的第一胎，也正开始成为父母。不过，由于经济原因、特别是目前高额的教育支出，使新一代父母没有勇气和能力尝试计划外的生育了。

在可以流动的今天，更多的子女选择在镇、县甚至北京、外省城市工作。留下种瓜的只是他们从十几岁就开始务农、现已50岁的父母。王辛庄的人口在30余年后不增反降，很多家庭是举家消失，留下一片荒芜的菜地和一座在风雨中飘摇的旧房。

老王井已经被填埋了，不知是因为先后有两个抗婚女子纵身一跳，还是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甘甜、纯净的老王井，只能成为上了年纪人的回忆。而我这次“刷新”后，老王井会不会也将从我的记忆里丢失呢？

井两侧的老王坑和老魏坑依然健在，可是早没有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代之而来的是生活垃圾。改为烧煤后的村庄每年产生出大量炉灰，当然还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塑料袋。1969年初来王辛庄时，总有孩子们在晚上指着幽暗的水面，煞有介事地编织出水底有耸人听闻的鬼怪故事。

许多老树也从村口和池塘旁消失了，包括我家那片日益挺拔的杨树林。我最后一次见到它们时，个个枝繁叶茂，但再一次驻足原地，却崛起了一幢气派的新房。

上一代人所剩无几，我的同龄人都已衰老，谢顶、掉牙和驼背，很多还病故了。究其原因，就医看病依然是农民的死结。本来可以治愈的小病,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被迫延误，中年患上脑血管硬化的也不在少数。由于机动车的增多，无照驾驶司机比比皆是。死于车祸的比例，自然高的惊人。左一个在卖白菜回来的途中，迎面被车撞出车斗，右一个被酒后驾车的撞翻，当场毙命。

 弟弟齐堃留在这里的痕迹比我要多，这并不是因为他直到1980年才终于离开，而是他曾为许多老人画的肖像素描,至今还悬挂诸家墙壁的镜框上，他勾勒在各家房屋梁柱或衣柜等家具上的不少山水、花鸟、猛兽等水粉画，由于有透明的清漆覆盖，至今还清晰可见。“你看，这不是老四画的吗？”殷凤指着堂屋的壁柜说。他们习惯把我与齐堃都按照排行而数字化称谓。

殷凤比我大两岁，先天右腿残疾，但没有影响他干粗笨的农活。那时，他还常常帮助我完成挖沟、起粪这样的重活。残疾使他一直郁郁寡欢，我极少见到他欢乐的样子。后来他到了县里一个水泥厂，不久，一次工伤削去了他的四根手指。从水泥厂出来，他又来到杨镇酒厂看门，后因阻止一个硬闯的酒鬼而被殴打。

相当于失去一只手的殷凤，不仅地丧失了劳动能力，更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他从此一蹶不振，终日精神恍惚。两个健康的儿子都还在上学，经济压力不难想像。他把封存多年的一个发黄纸包给我打开，那是有从工伤丢指到酒鬼施暴的各种原始记录。我的心愈加沉重，他希望我为他伸冤，我茫然不知所措。

“你现在是名人了。”他说：“我的一个亲戚在北京知道你，告诉说你出了书。”殷凤望着齐堃笔下那两只憨态可掬的熊猫缓缓地讲。我真希望能帮助他，但无从下手。他从王辛庄角度理解的“名人”含义不必理论，无论如何，我可能是他认识的人里最有可能帮助他的“能人”了。

“大小子今年就该毕业了，你能帮助他找个好单位吗？”他期待地看着我：“这小子想留北京，不回县城。”我点点头，表示可以试试，但没有多大把握。“农民怎么办呀？没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我又是个残废……”他哀叹道，满脸的阴郁。

  当晚，住在泽宝家，五嫂为我把土炕烧热，结果烟囱捣乱，中间的屋子被弄得烟熏火燎非常呛人。我劝五嫂避开烟雾停止添薪，但她不肯：“凉坑可睡不得！”

1976年他们结婚时，我送的两只花瓶依然摆在墙柜上。泽宝问我是否记得那落满尘土“古玩”，怎么不记得，那时我一月才挣27.5元，为了送他礼物，我绞尽脑汁跑了许多商店。

我破天荒地饮了一直被我拒斥的白酒。下酒菜由于食盐放得略有些多，已经失去“清淡”的资格，这恰巧正符合我们对往日深切的回忆。离开王辛庄的日子越久，对它的怀念便越加强烈。如果说魂牵梦绕，也不算夸张，尽管每次都是被逼迫去割麦子的恶梦所吓醒。

“北京醇”在昏暗的灯光下，渐渐地弥散它的化学作用，电视里，伊拉克战争的所谓直播，不过是图像模糊的“专家”在那里纸上谈兵，了无新意，我信手关掉电视机。在这个空间里，不希望打扰我们的回忆。除了回忆，还是回忆。我们不断重申着惊讶：一晃都是50岁的人了！

五嫂从柜里翻出崭新的棉被铺在炕头，王泽宝及时指出：“干净的，子堃，我知道你毛病大(这句话通常是假干净的代名词)。”听后，我轻轻一笑。将近11点，我说“睡吧，明天你6点就要起呢。”

王辛庄的夜晚不再宁静。以前生产队在清晨一声令下，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得立即集合出工。现在包产到户、自主经营，时间可以自己掌握，于是便诞生了通宵达旦地搓麻将一族。他们往往三更半夜才鸣金收兵，不容半点儿动静的狗就会没完没了地狂吠。

我没能真正地入睡。不过，我不为失眠而烦恼。比起以往走马观花、来去匆匆的一瞥，此次较从容地感受和重温，少睡一宿觉又算得了什么呢？

6点，五嫂已经从另一套房子赶来，做完早饭——白米粥、玉米锅巴和豆腐沾盐。王泽宝却来不及吃，他急忙骑车赶往瓜棚，因为雇工准时在等待他分配任务。半小时后回来，连声说对不起。我郑重告诉他：“吃完饭，我就自由行动，你不必陪同。”

“别别！你轻易不来，现在跟原先生产队不一样了，那前（即时候）家来人也不许请假。我再找俩人就成了。”王泽宝执意陪我，并要求我最早走也得是吃过午饭。

我坚决地谢绝了。“我更希望独自感受。我说不用陪就不用陪！”

“你还是这个脾气！”泽宝笑了，他尊重了我的决定

 我漫步到大队部，一个衰老得已经面目皆非的老人在看守着。我们都没有兴趣猜对方是谁，他茫然地看着我在屋里来回巡视，墙上的各种表格，一行字让我惊讶不已——王辛庄，236户，799人口……

原以为经过34年的繁衍，王辛庄该是至少3000人的村庄，不料，人口数量居然萎缩了。从这个微观的村庄，可以看出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与进程。走出王辛庄的政治中心，我站在将要与井上村对接的村口，望着这个由中老人留守、面积日益扩大的村庄，心里预计：人口还得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