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去年6月底，我在北京结识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炜光先生。在和他闲聊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中国目前思想界的状况是，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道在民间’”。当时，我却对此将信将疑，因为，在我有限接触的几个知名学者中，他们那深刻的思想和不俗的谈吐，每每令我折服。

　　如今，读了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摩的”司机的文章，我绝对相信李教授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我甚至敢负责任地说，任何有脑子的人，只要读过陈洪的两三篇文章，就一定会象我一样相信，李炜光教授所说的“道在民间”的结论，就象北京大学门前的那两个石狮子一样，你用手一摸就会明白那是不容置疑的存在。

　　陈洪在他的《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一文中说，自己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三十多年工龄”的下岗工人，“只因年龄大，文凭低，只能成为这‘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分子——‘非法摩的营运者’”。“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我只想凭自己的辛苦，赚几个活命钱。希望每月能为在大学读书的儿子按时寄去生活费，以使他早日成为食人民俸禄的公务员，希望我的儿子不再步他老爹的后尘而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或‘城市贫民’。所以，我必须选择‘摩的’这个职业。”

　　陈洪还说，自己不是古代的圣人，饿死不吃偷来之食，为了避免在“生存与道德”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目前只能选择‘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职业，因为，我已没有了选择。”

四，

　　然而，陈洪的这种无奈的谋生手段，在人民大学的学者郭峰看来，却是“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他甚至现身说法，通过比较自己的成功和陈洪的失败，这样谴责陈洪：“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摩的’的本来用途并不是载客。你把它用来运营，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你没有上三者险。我问你，如果你的一位乘客乘你的车负伤导致瘫痪，你打算如何处理？是一逃了之，还是救治到底？我相信，你会选择前者。因为，你连自己也养不活。这样一来，岂不又要让一个对你的前半生没有责任的无辜者为你的命运买单吗？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还要编出一些歪理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性。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卑鄙的行径吗？”

　　说实话，当我起初读了陈洪那些浸泡着辛酸泪水，把苦难当“幸福”来咀嚼的文字时，只是对他的无奈和无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而感同深受。但是，当我读到郭峰先生对陈洪的谴责和蔑视时，也不能说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讲的没有一点道理。

　　在我看来，从这一失败者与一成功者的言论中，我真正看到了一个社会行将解体前都能看到的普遍现象：社会断裂，即，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和他们之间的的裂痕是如何扩大为没法填平的鸿沟。

　　不错，陈洪“非法”从事摩托车载人的行当，是一种不安全的载客方式，当地政府取缔它，孤立地看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象陈洪这样的国企下岗职工，在拿了一笔数目极其有限的买断工龄款后，却被政府一脚踢给了没人再管他的社会，哪怕他即使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执政党党员，也没有哪个党支部和哪个好心肠的官员主动施舍一碗粥给他吃。

　　按陈洪的说法，自己“床下插不了稻，睡房中养不得猪，城市中摆不了摊”，他用自己合法拥有的摩托车载几个客而弄点钱糊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郭峰说摩托车不安全，那汽车又安全吗？全国每年10万余人倒毙在公路上，有多少是摩托车司机呢？所以，中国一些城市以保证人民的安全为理由限制乃至禁绝摩托车上路，只能是一个好看的幌子，其作为科学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按陈洪的说法，其内在的动因是“有小汽车的人要垄断路权”，百姓们的摩托车就应该从城市的马路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