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是一部口述实录文字，何先生80多岁时,跟一些小儿女追忆过往。当然谈话目的是为了着成书，一如当年唐德刚与李宗仁、胡适之谈话一样。

何兆武先生的著作，我只读过他翻译的《社会契约论》，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但到现在为止，也不敢说看懂了多少。读了《上学记》才知道先生居然还曾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时间大约是侯外庐先生在西北大学做校长的时候吧。

先生讲到他经历过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统治，他比较两者的不同，说北洋军阀只知道抢地盘，但不知道控制思想，也没有意识形态。所以北洋时期社会言论空间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很多。这是很有创见的观点。我记得李敖在一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也说过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很客气，比国民党高明很多。当然，客观上，那个时期军阀分裂，统治力量客观上也被削弱了吧。

何先生书中藏否人物，基本都是指名道姓，这点上，在汉语文化圈中算很有特点。何先生快人快语，对茅盾、巴金的作品殊少好评，对吴晗、冯友兰等学人人品也有微词。据说，冯友兰女儿宗璞看到《上学记》中对冯先生的批评，很有意见，曾打电话给何先生。这是可信的，宗璞晚年是一点都容不得对冯友兰先生的批评，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还在世时，宗璞曾屡次打电话到钱家，向钱钟书讨要说法，起因是坊间一度流传钱钟书当年访美时曾对讲过一些对冯很不敬的狠话，宗璞认定这些话肯定出自钱钟书之口，所以不依不挠，但杨绛坚持自己的丈夫没有讲过这些话。此事后来怎么收场，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