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自己就是最好作品，最好女主角，容颜就是惊世巨作，何必对她过多要求？

董老师的八卦蜘蛛网，不多粘住几只飞虫他是不甘心，张爱被他说太多次了，成心口朱砂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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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林青霞新书 作者 董桥 

毕竟不是同一辈的人。读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觉得她可以再写深些，有些情节她着墨稍浓，我想着替她冲淡些，再一斟酌，还是轻轻放她过去：过些年她的视野会变，笔锋会变。我开玩笑骂过她没大没小，她很认真向我陪罪，我也很认真看到她这个人讲分寸，讲礼数，讲操守，写文章绝不草率，幸亏我从来不在她原稿上多动红笔。没大没小说的不光是做人的规矩也是作文的忌惮，随随便便增删她的文字，没大没小的不是她倒是我了。 

认识林青霞之前我先读过她的几篇小品，觉得亮堂极了，觉得她应该腾点时间和心绪在这段路上多走几步。我跟马家辉说了。我也曾经想过约她写稿，转眼又嫌折腾，嫌麻烦，嫌唐突，拖淡了。人老了许多事情徒有那份诚心没有那份耐心。偶然拜读很少几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着意鼓励似乎多事了。多事不好。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还学不会不多事那叫不长进。说得再白些，饭局茶座酒会我都嫌烦，好朋友随兴随意不约而聚反而开心。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圣华约我一叙我倒一口答应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赏一下她绝代的风华。

林文月那篇〈午后书房〉写她「睡了一个失眠的午觉」坐在书房里随想随写。林先生说她「独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偶尔重读远方来信，偶尔什麼念头都没有，偶尔安享这个宁谧的斗室，自在而闲适：「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让吊灯也亮起，可是并没有走到门口去开那个开关，反而顺手把台灯关熄；於是，薄暮忽然就爬进我的书房里」。林青霞告诉我说她要出文集的时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这篇〈午后书房〉做她一集散文的书名，林青霞是夜猫子，读书写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个字题为《午夜书房》，稳健，写实：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枱，突然想到什麼，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这段叙述直接，乾净，清楚，素笔描写回家伏案到天亮的过程，一连用了十五个逗号不滞不塞。我初读觉得三处逗号应该改成句号；再读，有点犹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坏了那朵浮云那弯流水。林文月说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无滞，那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过的文章一样，是作者费过心的经营和安排。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总会想起林先生这番体悟，尽量不去改动她的经营和安排，顶多替她挪动几个标点符号，林青霞於是说「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原想改为句号的三个地方是「马上伏在桌上写」；「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拿着红笔几番踌躇之际，我回头看到这篇〈新书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话说「马家辉是我的伯乐」，句号：她下标点显然都盘算过了。我踏踏实实收起了红笔放任这段清溪潺潺流荡。

一天，我在陆羽茶室遇见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岁的绅士，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说是从来没有错过林小姐的电影，林小姐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他也从来一一拜读：「拍过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麼说也养着不少文学细胞，」他说。「确实是个会写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经磨难，篇章里少了三分沧桑！」是初识，我笑了笑没有跟他深谈。文学真苦，真寃，这位先生说的这番传统观点我听惯了。文章其实只分好坏，不分哀乐，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难才写得出惊世钜作我情愿她不写。上星期读洪深女儿洪钤写女作家赵清阁我心里难受得要命。她说一九五○年二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赵清阁受命在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她不肯谈政治只肯谈创作谈文艺思想，她满腔委屈在会上一边讲一边流泪，台下听众还以为她检查深刻，忏悔饮泣。会后，赵清阁默默走出会场，张爱玲从大门外迎上来跟她握手，什麼都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不久，张爱玲迁来香港前约赵清阁到咖啡馆话别：「张爱玲可以离开，可赵清阁阿姨无处可去」，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经济、感情的压力，闭门谢客，闭门酗酒，闭门抱恙，直到替上海电影公司写剧本《女儿春》她才「出山」，一九九九年八十五岁去世。洪钤这篇文章叫〈梧桐细雨清风去〉，写尽赵清阁一生不愿意写的大悲大痛和大难。我书房里她画的那幅小小设色花鸟还在，笔意跟她的容颜一样清秀，一样脱俗。

美了几十年，红了几十年，林青霞一定有点累了。读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顾认文不认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从前、有些现在、有些未来别人可以放手放心写，她不可以。认识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渐渐熟悉她的避讳和她的考量，读她的文章我於是多了一层体念和体惜，尽量迁就她细致的顾忌，尽量在她的框架里给她说说一点措辞上的意见。当然，文章里有些环节我觉得她应该放松写的我也轻轻提醒她：谨慎惯了她难免忘记写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宽绰些。我在台湾上过学，林青霞在台湾成长。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茶室里那位先生说的文学细胞也许是这些养份的功德：「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起脚背撞伤忽然迸出这样一句话。果然是隐隐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写作历程不缺伤逝的隐痛，不缺哀乐的反省，那已然够她下半辈子消磨了，谁还忍心稀罕梧桐细雨里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难？纵然不是同一辈的人，她字里行间的执着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尔灵光乍现的感悟甚至给过我绵绵的慰藉：我们毕竟都是惜福的旧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