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老刘说起他们想策划一个关于保护记者权益的专题，引发了我一顿牢骚，于是才有这篇关于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的文章。为什么在题目中刻意强调了“当今社会”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我想读完此文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完全是一家之言，欢迎批判。

　　毕业至今，在主流媒体打拼过三年，虽然没有很扎实的新闻从业经验，但是媒体圈里的恩怨是非看得也不算少了。而每每最令人感慨的还是新闻的职业道德滑坡和记者群体的整体堕落。因此，告别主流媒体以后，从旁观者的角度希望能够对记者群体做一个整体的略微客观的评价。在此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新闻自由，有什么独立的新闻从业人员。媒体作为维护利益代表的耳目和喉舌，注定不能成为独立的发言人，不是受权力支配就是受资本支配，不能为多数人服务，就只能为少数人服务。

　　也许说这话很多同行不能理解，更多的人是希望能有西方社会所鼓吹的新闻自由存在。认为中国的媒体过多地受政权的干涉，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审稿制度钳制了新闻人的发言权，他们往往天真地以为，只要政权不做过多干涉，新闻就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自主。从2003年新闻行业整顿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的大多数非机关报纸纷纷脱离了财政预算，实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在这一次整顿过程中，很多地方小报因为没有财政拨款而纷纷死掉。一些级别比较高的报纸和杂志也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各显神通。报纸要做成企业，就必须像其他企业那样参与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从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只要不违反相关的新闻政策，从记者到编辑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广告人和发行人。一些报纸为了扩大广告业务量和发行量，向记者和编辑摊派任务。如果完成不了广告或发行任务，很可能工资和奖金都没有保障。在这样一个竞争机制的促使下，真正把新闻当事业来做的新闻人也开始头皮发麻，奔命于拉广告客户和订户。而编辑和记者比普通发行人和广告人具有的天生优势就是转让自己的版面和新闻报道权，只要出的钱够多，头版头条也可能是变形的广告。编辑和记者，除了完成新闻和广告任务以外，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收受红包。需要宣传自己的企业或单位也都摸熟了门道，都知道如果没有把记者和编辑喂饱，哪怕请客吃了饭，送了红包，广告照样出不来。所以记者是无冕之王。为人民服务的无冕之王天然受群众尊敬，而为人民币服务的无冕之王就难免落到和“名妓”一起笑谈的下场。这两年网上关于记者收受红包等的丑闻频频曝光，也充分说明作为监督者的整体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自己有过唯一一次红包经历，深感洁身自好的难处。那次是省民政局的一个民心工程采访，民政局请去当地各大省级报纸和电视台去巡视工作成效。本来宣传政府工作成效是媒体天经地义的职责所在，可是又是车接车送，又是请客吃饭，饭后还给每个记者发红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晚饭后，一个别的媒体的老记者（年纪比我大点，从业时间比我长点）在楼梯口拦住我，楞塞了一个信封给我。等我反应过来是100块钱（01年的100块钱大概比现在值钱）要还给师兄时，师兄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你就拿着。

   我像拿着烫手的山芋一样，连夜又赶回报社，准备将红包交给带我实习的老师。我知道这就是我们一直所鄙夷的红包，可是今天却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易地就发生了，自己还这么轻易就收下了，良心扑通扑通安稳不下来。我怕老师会批评我如此没有操守，所以一进办公室就将信封交到老师的桌子上，自觉承认错误。老师也是个年轻老师，而且是其他专业改行做记者的，不知道他是没有受过职业道德的训练还是早已习惯行业潜规则，老师略微笑了一下，叫我把钱收起来，还说这是你应该得的，用不着忐忑不安。虽然有些疑惑，但是我还是收下了。我知道哪怕我将这钱拿去交公，也没有地方可以收下的。但是我实在困惑，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实习记者，怎么才能抵制得了新闻采访和写稿以外的东西。

    后来回学校和其他同学交流的时候，大多同学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和不安。甚至有同学还准备亲自将红包退回去，可是除了对方的婉言谢绝外，没有任何人会傻到和我们一样把红包当成一回事。所以后来我们也有同学学会心安理得了，甚至自己也说时间长了，如果遇到采访单位没有车来接就不想去了。我知道当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变成习惯以后，就不会再有良知的谴责。从环境异化到自我异化这个过程会不知不觉将观念植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从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过程，往往是环境决定了人的意识存在。但是如果再从自觉到不自觉，变成个人行为习惯的时候，这是人的主观意识顺应环境的必然。所以在强调记者职业道德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对整个市场环境提供给新闻行业的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和改善，另一方面又要对从业人员主观堕落提出尖锐的批判。

    本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社会舆论监督，它应该是独立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第三种权力。这种权力天然的归宿是人民大众，因此它也必须为民众操控和使用。反之，如果这种权力被政权和资本控制，就会变成其附庸，把新闻监督庸俗化为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广告传播工具。这里存在的一个悖论就是，权力和资本的自组程度最高，而民众的自组程度最低，因此很难履行强有力的监督职责，最终被权力和资本窃取和操控，并冠之以“代表”的名义。

    因此，今天的媒体要么是政权的耳目喉舌，要么是资本的耳目喉舌，媒体从业人员（不能再称之为新闻人了）的义务是为自己所依附的权力或资本服务，而他们所享受的权利也就是按酬付劳，拿多少工资做多少事。如果今天的记者们要联合起来向社会争取权益保护就有点可笑了。

    以上观点纯属胡咧咧，不必当真，更不必因为我剥光了媒体的皮而恼羞成怒。如果真的还有有良知的记者存在，我相信他们会做更好的选择和去向。很欣慰的是，老刘就表明了自己很坚决的态度，如果改变不了新闻环境，也决不同流合污，宁肯自己离开是非之地。可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何处又是干净之所呢？如果当我们发现一个社会运行的游戏规则本身是荒谬的，而我们既不能改变规则，又不愿意自己妥协，剩下的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有人选择结束生命以示不屈，也有人摆脱不了两难困境而精神崩溃，可是活着的人，精神尚属正常的人，被这种规则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人是不是只能等待群体的整体堕落，然后来告慰自己的良心呢？

    我想，也许这个世界没有是什么不可改变的。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如果不愿意改变自己，那么就只能去琢磨怎么改变环境。事在人为，总会有希望的。鲁迅先生说过，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自然成了路。也许这路上尸横遍野，但是路终究是会出来的！真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