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里有一把刀

                                             文/孙孟晋

   冬天是一个无力的季节，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每一次看迈克尔·汉内克的电影，总要看一下黑黑的天空，努力寻找一下有什么裂痕，天上的罪恶空隙会不会也弯弯曲曲。

汉内克把燃烧到心脏的危机处理得异常的冷酷，这个奥地利导演喜欢拆装骨头，他不喜欢分析浸泡在福尔马林的女尸，或者研究凌晨几点的一次袭击，他喜欢揭开掩盖过的罪恶。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导演，他仿佛误闯入某个病态的医疗区域。但他不是扮演一个手术医生，他更不是一个在死去的躯体边呼风唤雨的巫师。

汉内克的死亡故事是从荒野里来的，或者说，是从文明的墓碑里打开了犯罪的谱系。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他是将神经科挪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有时候，那里是杜撰出来的一个村庄，一个个被提炼了社会关系的家庭。

《白丝带》很有戏剧性，用伯格曼式的黑白影像来描述某次被压抑的环境下的报复。里面的罪恶感不是成人式的，你能体会到那是孩子的视线的聚焦，却异常地具有沉默的坚毅。宛如这个世界被一种青葱的愚昧射入了一种毒素，它的效用是漫长的。

汉内克总是用疑惑的事故隐喻人类的暴行，他绕开暴政的办公大厦，而讨论暴力的血型，抑或是一份神经系统的病历报告。他肯定不是另一个伯格曼，在后者的吁求里，上帝是主角；他也不是另一个变形的拉斯·冯·特里尔，拉斯·冯·特里尔不会对病因那样迷恋的。

唯一让我们觉得汉内克离我们时代很近的是：从《大快人心》到《钢琴师》，从《暴狼时刻》到《隐藏摄影机》，他的电影都保持着一种正常线索发展的悬念，他没有截断结构，他的恐怖色彩的营造是在规则里进行的。

汉内克更像一个令人恐惧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的电影里包括《白丝带》，你总要在触摸到冰冷的身体时接近一次真相。其实，《白丝带》的开放式结局并不开放，孩子们的眼神如同一张张恐怖的网，把真相紧裹了起来。人是不自由的，人在诞生之后逐渐接受并非他选择的东西。《白丝带》讲人类的残酷，讲人类在高度压迫与压抑下的背叛。

背叛比报复可怕，背叛是从心里面生根的，报复也许只是同类之间的一次龌龊的勾当。《白丝带》表面上是挖掘了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年轻人的生理原动力，但这更是人类罪恶帝国的一次家族史的普查。

迈克尔·汉内克当然也是一个诗人，他不是炮火边上的诵读者，也不是在神话与人间之间的传递信号的人，他是一个闭室里的灵魂燃烧者，在出门前一刻焚烧了诗章。所以，汉内克的冰冷从来又是一种逼视，他逼迫你在讨论群体的犯罪之后，讨论个体的犯罪，甚至是你自己无形的犯罪。

西方的灵魂拷问，在19世纪之后，多了断头台与囚室的功能，它承袭了法国大革命的背叛印记。《白丝带》没有起诉罪恶，它给那个冬天的犯罪打了一个结。人们继续在那里生存，在那里迎接着历史的变更。

冬天的天空很高，不是因为距离变得遥远，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藏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