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六十年代

         文/孙孟晋

       这是一种回忆吗？没有痛楚没有兴奋只有一片茫然，那是一种单调的红色。原本负重的东西全压在了我们上一代的身上，但很快我们成了连接另一代人的那没有悬念的一代。因为我们是在动荡与激进中度过了我们的童年以及少年，而真正被车轮辗碎的又是我们这一代，当盲目信仰的时代结束时我们还太年轻，生活及生命的体验远远不足于去创造或者反省什么。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终于有勇气去质问太阳时，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夹带着一群生于七十年代的人向我们逼近。

                               （一）

       我们在精神上没有过无限膨胀，所以也没有绝对放弃。我们在肉体上没有过真正的开放，所以也没有绝对放纵。我们经历了懵懂之中的革命与理想主义，经历了青春期的接受新信仰的骚动，经历了现实挫折后的重新选择，经历了思想固定后的挣扎，经历了实用主义大兴其道时的手足无措，经历了时代给予我们的冷漠与世故。于是我们成了最矛盾的一代。

        所有在革命时代建立了道德感的人是不会大彻大悟的，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而是带着一种隐痛不是沉痛在现实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被激起的是求知的冲动，而不是求生存的冲动。于是今天我们受到了来自两头（权势与功利）的挤压。

        我的小时候在幼儿园要背老三篇，尽管不能理解其中很多涵义，但“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思想深深地烙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说我们内心里有过牺牲精神，以及被牺牲精神所感染的气质。幸福的童年远没有单调的童年来得印象深刻，我的第一本小说是偷着看的，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罗亭》，我很欣赏罗亭最后的勇敢行为，但由于太小我不明白他在这之前的优柔寡断，还有他被叫做“多余人”的含义。略大一点的时候，在我父亲的朋友家偷听到了肖邦与圣桑，记得当时那优美的旋律直刺过我，但我生理上的反映很自然地选择了另一种回答。我说：它不够有力量。显然革命的氛围已经影响着幼小的我。

        时代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当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我发现从教条里逃出来的人并不想保持他的独立与清高。人的品格是善的范畴，而人的价值才是智慧的范畴。后来关于信仰问题上（非本质上的信仰）的困惑与怀疑一直折磨着我们中的很多人。我们存在着相信某种东西与不相信某种东西之间的尴尬。理想的压迫带给我们的不是激情，因为我们没有像上一代人那样去过一种集体生活（上山下乡），理想的压迫带给我们的也不是对贫穷的直观记忆，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那种集体生活带来的物质上的绝望。

        七十年代末，有过“伤痕文学”，后来有过“争鸣小说”。基本上是生于五十年代那批人的人生反思，谈不上有多大文学意义。像张贤亮推出了《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后真的身体力行了，而张承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的崇拜精神放大，而神化了权力的乌托邦。这种对立的思维应该是被生于六十年代的这代人克服了。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精神饱满的，而是被西学里的怀疑主义所浸泡。记得读大学时流行过梵高、尼采、弗洛依德、卡夫卡、萨特、马克斯·韦伯……现代意义的东西一齐向我们涌来。流行什么很容易看出时代的特质，生于七十年代的在其学生时代流行过村上春树、萨德侯爵以及很多流行文化。

        生于六十年代的浪漫是骨子里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身体的反叛的意义。由于那种情感上的浪漫大于身体上的迷惘，我们学会了去恪守什么。热爱梵高的人是本质浪漫的，它使我们这代人普遍有一种骄傲，不切实际的骄傲。浪漫的必然结果是虚度青春，我们这一代的脆弱也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们的成长史是从社会体验转化到审美体验。如果说这代人有虚无也是神经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远没有证实好自己，即使与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相比。我们是站在革命边缘的人，我们同样是站在身体边缘的人。那种远非自觉的生命体验使我们放大了我们的毛病——精神上的放任自流。而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只是一种人生体验，这和社会联系起来足够写史的，而生于六十年代的没有写史的能力。

       生于六十年代的做着不切实际的梦，即使破了也纠缠不清而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