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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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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强大是被逼出来的

(2006-08-30 10:38:52)
锡安与锡安主义:以色列的强大是被逼出来的
 
一般人所共知的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这是因为他们共用一部Bible(本意为“书”,即犹太教所说的《圣经》、基督教所说的《圣经·旧约》),由此也不难理解两者之间的源流(犹太教是源,基督教是流)关系。根据Bible,古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东边的一座叫锡安(Zion)。在Bible中,耶路撒冷一词前后出现了660多次,锡安一词则出现了150多次,通常用以指代耶路撒冷。
 
据《以赛亚书》,耶路撒冷或锡安是上帝为王的地方;据《诗篇》,那里也是上帝立大卫王的地方。从这里衍生出耶路撒冷和锡安的双重含义:耶鲁撒冷之于Jew,既意味着作为“上帝之城”的精神救赎之地,又意味着现实世界里“永恒的首都”;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意义正与耶路撒冷齐等。Jew的两重性也在这里彰显:耶路撒冷和锡安,如果被视为犹太教的象征,Jew就是犹太教徒;如果被视为犹太民族的象征,Jew就是犹太人。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Jew还在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还是在流亡中心怀故国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祖国。
 
理论上,锡安主义(Zionism)的理念和运动自公元初大部分犹太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于异国之时就有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之囚”之时。锡安主义既是一种宗教运动,又是一种民族运动,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有宗教内涵的民族运动。其诉求很简单:不忘迦南“应许之地”,重回锡安、重返耶鲁撒冷、重建犹太人的祖国。锡安主义被意译为“犹太复国主义”,差强人意,不过鉴于“犹太复国主义”一词被妖魔化,译为“重建犹太祖国”或者更好。
 
犹太人要重建自己的祖国,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之一:迦南是上帝“应许之地”,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永业。撇去宗教上的这层含义,可以确认的是:在信史出现之前,犹太民族就已生活繁衍在这片土地上,这是确实是犹太人的祖国,一个流亡民族,想要恢复、重建自己的祖国,这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
 
现代锡安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这距公元初大部分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有1700多年了。当时除小部分犹太人留守而忍受异族统治外,大部分犹太人播散世界各地,后者在亡国的漫长岁月里保持了宗教、民族的identity(身份、自性),令人惊异,不过有正解:分散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受到了普遍的歧视和迫害。最初原因是据说犹太人应该为耶稣之死负责,犹太人被禁止从事许多行业,为此他们只好从事容易准入的商业和银行业,这又使得他们背上了“贪婪”、“吝啬”、“散发铜臭”和“放高利贷”的恶名,又增加了更多被迫害的理由,犹太人因此无法融入基督教主流社会,而以宗教、民族的identity把自身凝聚起来。可为反证的是,唐代来中国的洛阳犹太人,可以自由置业和参加科举,若干年以后,他们完全忘掉了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称一赐乐业教,一赐乐业即以色列),而成为深目高鼻的中国人。小部分犹太人留守者,数个世纪后,又见证了另一个民族和宗教的兴起和蔓延,生计也并不比他们在欧洲的同胞容易。犹太人遭遇的不公和苦难,使得恢复、重建自己的祖国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希望之火。
 
1897年,在瑞士召开了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成为现代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民族解放运动的滥觞,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前欧洲的反犹主义,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于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把犹太人描绘为“劣等民族”,要加以“消灭”。欧洲还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犹高潮,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着更为险恶的生存环境。欧洲的犹太人开始了向故土回迁的历程。那个时候的犹太故土(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生活着游牧的贝都因人、阿拉伯人和农耕的犹太人,回迁的犹太人主要通过向游牧民的酋长购买土地从事农耕过活。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有条件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一战后,巴勒斯坦被英国人托管,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即外约旦地区建立了约旦国,所以现在所说的以色列加巴勒斯坦是要小于原来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受鼓励进一步回迁,人数持续增加。在欧洲,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种族主义的反犹运动高涨,犹太人的生存越来越艰难,遭受有组织的种族屠杀,有数百万犹太人被“最终解决”,犹太人的苦难达到了顶点。
 
持平之论是:自历史上的犹太国灭亡之后,犹太故土先后经受过几个帝国的统治,有新的游牧民的进入,但犹太人也好,新的游牧民也好,20世纪之前在巴勒斯坦都没有建立过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很难认可哪个民族具有对这一地区的排除他人的专属权利:这里虽然是犹太人的故土,但现在生活着其它民族的人,犹太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也好,重新移入的犹太人也好——不可能完全恢复他们的故土的规模而重建犹太国;反过来,新的游牧民在这里也生活了上千年——虽然由于游牧的性质,他们的生活区域不可能限于这个地方——也没有道理说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他们的,事实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相对于农耕的犹太人,产权观念是不发达的,以巴分治之前,犹太人在该地的私产比游牧民多,同时游牧民的产业大多也不是本地人所有,其业主可能远在大马士革;而且从历史渊源上,游牧民也没有比犹太人更有力的权利归属上的根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巴分治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合理和可行的方案,从尊重历史也尊重现实的观点看,也没有谁无辜受损、谁不当得益的情况。
 
1947年的联大181号决议,通过了以巴分治的方案: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犹太人为59.8万人,阿拉伯人为49.7万人;阿拉伯国国土为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国际特别市,由联合国来管理。可知犹太国约六成人口占57%的领土,阿拉伯国约四成人口占43%的领土,以色列并没有得到优惠;而且,北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被称为粮仓的约旦河西岸都归巴勒斯坦国所有,巴勒斯坦国还拥有海岸线和港口。南部沙漠地区划归以色列,后来以色列的沙漠农业很发达,这是被逼出来的;以色列水资源分得较少,后来以色列海水淡化技术很高,这也是被逼出来。至于为什么把近50万阿拉伯人划到以色列,这是因为从欧洲回迁的犹太人积攒了很多的财富带过去,也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由于偏僻贫瘠的土地价钱便宜可以多买,犹太人就买了许多这样的土地开垦,种植作物,人手不够,就需要雇佣人,于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许多人就到犹太人那里去打工讨活,从时间上,这些阿拉伯人移入更晚,而且他们受雇于犹太人而生活,所以被划入以色列。当然传统上比较发达的地区早有阿拉伯人聚居,这些地方都划入巴勒斯坦国了。现在以色列650多万人中,有120万阿拉伯人,享受以色列公民权。
 
阿拉伯方面拒绝接受以色列国,并于以色列建国的翌日,发动了战争,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其后先后发生过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生存的权利。观之以色列取胜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深知,以色列国家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国,多少个世纪流离和苦难使他们明白祖国——只有祖国——才是他们民族生存的唯一可靠保障,锡安主义运动恢复、重建犹太祖国终于由梦想成为现实,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祖国。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状况是非常恶劣的,它处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随时都可能被淹没,任何一次战争,以色列都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失败就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意味着再次亡国的灭顶之灾,对有历史上亡国的切肤之痛的以色列来说,这是绝对不容许出现的情形。因此,在以色列,安全就是一切,安全比和平更重要,或者说,要为安全而和平,而不要为和平而和平。这样严峻的周边环境,让以色列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这是锡安主义在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如何建设和保卫自己的祖国;而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留下来的人必定是能适应这种环境的菁英分子,这是自然选择和适应的含义。
 
以色列人锡安主义的基因——对祖国的强烈感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它在新的环境下不断经受新的考验,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色列的强大是被历史和现实逼出来的。(文/任力,本文发表于《名牌》200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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