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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老伴近日辞世

(2006-04-19 13:11:29)
 
 
4月15日,我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周筱赟博士的短信:“我昨晚和高耀洁通了电话,竟然是我最不好的预感:他老伴就在我离开郑州的第二天半夜去世了,即周一(2006年4月10日)临晨两点。前天听人说打电话到她病房,说是转院了,当时我就担心肯定是出事了。”
 
周筱赟博士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作者高耀洁)成为《名牌》“2005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周博士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此后便和他有了几次的短信交流,主要是谈再版《中国艾滋病调查》并免费在高校派送的事情。
 
接到短信后,我立即回复:“我们能做点什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通常手足无措。
 
周博士回答:“不用做什么,能对高教授进行人道支持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捐钱什么的。她的子女经济条件都不错,可惜十多年来始终对高教授的工作不是特别理解,这是高教授最痛心的事情。”
 
 
以下转贴周博士撰写的《中国艾滋病调查》编辑手记,以为纪念。
 
 
《中国艾滋病调查》编辑手记
 
 
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

                                                      ——高耀洁 
 

高耀洁老伴近日辞世



高耀洁医生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赠我的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祝愿你永远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这对我自然是个过高的要求,在某些后现代评论家看来,或许还有自以为代表人类幸福的僭妄之嫌,但支配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的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感:“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

《中国艾滋病调查》出版前后

我与高耀洁医生的相识,并非始于此次策划《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2002年,我还是一个在大学就读的热血青年,看到报刊上许多对中原艾滋病高发区的报道,便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于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刚进高医生家坐下不过几十秒钟,她第一话就是“你快走!”原来,一些基层乡村干部为了所谓政绩欺上瞒下,千方百计“捂盖子”,在我去之前不久,便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遭到非法拘禁,高医生担心我出事而把我赶走了。

再次见到她,是第二年她应复旦大学医学院高燕宁教授之邀来上海讲学。记得那一次,教室里早坐满了等候的学生和记者,当高医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一眼便认出了人丛中的我,不顾正对着她的无数镜头,摆脱旁人的搀扶,过来和我握手。尽管她浓重的河南口音让我在理解上略有困难,但在那次课上,她所展示的数百张照片,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因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可怕场景。之后,我就不断收到她寄来的大包小包的防艾宣传资料,我都分发给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这都是高医生用自己的稿费、讲课费和奖金印制的,已累计发放近100万份。我一直遗憾未能为高医生和艾滋病人做些更加有益的工作。直到2004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公司,这一想法才成为现实。

后来高耀洁医生告诉我,这部书稿当时有8家出版社都争着要,尽管也都是著名出版社,但她说要交给一个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关心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编辑才能放心,她最终决定把书稿交给我。交稿前,我和她在电话里就全书体例多次协商,2004年国庆期间,我又特地赶到郑州去和她当面讨论书稿体例。最后决定以高医生调查所见的一个个真实事例作为上编,是全书主体,下编则是相关的艾滋病预防常识。如此,读者既可以了解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严峻局势,又能掌握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

2004年年底,我收到了书稿和数百张照片,可惜很多照片是高医生用自己的傻瓜机拍摄的,大多非常模糊无法制版,最后只选用了其中的90多张。书稿原名“艾滋泪”,我觉得不够明晰,而且容易给读者造成泪水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误解,考虑再三,更名为“中国艾滋病调查”。尽管高医生的调查以中原地区为主,但中原是中国的缩影,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绝非仅限于中原,而是中国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我从近期央视“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找了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涉及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的非法卖血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处理高医生的书稿几乎耗去整整三个月时间,每天加班工作至深夜,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书稿还有大量引文没有出处,我都一一找到来源补上。比如书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我查到是他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书中还涉及大量艾滋病知识,我没学过医,为此托人从复旦医学院图书馆借了十来本相关书籍,对原稿内容做了补充和修正。这些书看下来,我都差不多成了一个艾滋病专家了。

《中国艾滋病调查》得以顺利出版,这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纳新先生胆识和气魄,我把选题报给他,他马上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决定把该书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重点图书。蒙在高医生标准像上的半透明纸(印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高医生的评价)便出自郑总的设计。封面上“血祸”两个大字,是我从一本书法字典里找来的,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墨迹。把血祸两个大字印在封面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警惕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高医生在书中指出:“我自1996年接触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过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接到过万余封来信,所见所闻,几乎全是‘血祸’!实在是触目惊心。” 

高耀洁医生的家

2005年5月18日在天津开幕的全国书市是出版界的一次盛会,我负责全程陪同高医生与会。但高医生的身体已大不如9年前刚踏上防艾之路时,她有心脏病、高血压、低血糖、老年性肺炎,2005年春节前后她就住了三个月医院,血压最高时达220。她说:“如果不是你们安排了在南开大学演讲,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我就不去天津参加全国书市了。”这让我感到非常内疚。

高医生原和老伴郭明久住在没有暖气设备、采光很差的老式公房内,去年旧房拆迁,回迁需要15万元,老两口拿不出这笔钱,只能暂住在儿媳的一套空房里。而同时,高医生自1996年走上“防艾”之路后,用于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为此,老伴没少和她闹意见。郭明久与高医生年纪相仿,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用他的话说,“如果老婆子不搞这事,返聘搞个专家门诊啥的,不要说15万的房子,就是100万的房子咱也住上了,哪会像现在这样?”不过说归说,毕竟是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夫妻了,“摊上这么个老婆子,我有啥办法呢?我不帮她谁来帮她?”家里的各种杂事,如寄信收信、买菜做饭等都是郭明久包下,直到前年雇保姆之前,所有脏衣服也得郭明久手洗。

高医生家中除了几个旧桌椅外,看不到任何像样一点的家具和电器,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她自费编印的防艾宣传资料和书籍。只要来人或来信索取,一概免费赠送,有时是一车一车往外拉。家里惟一抢眼的电器,是客厅里的一台大彩电,高医生说这是老伴趁她不在家时用刚收到的奖金买的,原来家里那台电视机都用了十几年了。“为这事,我又和他吵了一架。”说着,高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高医生告诉我,她拿到联合国的三万美元奖金后,她的孙子来找她,要她买一辆轿车,被她断然拒绝。“这是社会给我的荣誉,这些钱都应该用于回报社会。”她说即使这样,社会上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目的攻击她,但只能骂她是个过时人物、已经老朽了之类,如果她拿这些钱买了房子、轿车,岂不是授人以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高医生防艾只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从不接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她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台湾一位慈善家30万元的捐款,因为她怕有人利用她的名字行骗,这会让她晚节不保。而她已年近八旬,没有精力去一一分辩,所以一概拒绝。说到骗子,高医生怒气冲冲地拿出一张纸给我看,大声说:“这就是骗子!”原来是一个自称某医院退休医生,发明了一种治疗艾滋病有效率高达100%的中药制剂。高医生告诉我,这人原是某医学院教务处主任,政工干部出身,从未学过医,现在竟然摇身一变开起专家门诊了。

全国书市签售和南开大学演讲

9年来,高耀洁医生为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所做的无私奉献使她成为中国艾滋病预防的象征。她一到天津,不仅媒体蜂拥而至,就连她走在南开校园里、走在马路上、走进餐厅,都有老师、学生、市民认出她来,甚至有一位正在值勤的交警停下手头的工作,走上前来向她问好。

5月19日上午签售一开始,高医生就被一大群记者包围,几台摄影机、无数照相机对准了她,几乎成了记者见面会,买书的读者反而较少。我甚至看见好几个购书的市民一看见“艾滋病”三个字,立即吓得快步走开。看来对于艾滋病预防,还是一种新闻媒体热情、普通市民冷漠的状况。因为后者认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无需了解。实际上,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报告,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高医生对普通市民的冷漠很失望,她说不要以为自己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不卖血、不是同性恋就绝不会得艾滋病,任何人都可能通过医源性传播渠道感染艾滋病。我也看到新华社网站最近就披露江苏多家医院违规重复使用注射CT造影剂的高压针筒,导致病人感染艾滋病。时间已到11∶20,我看见两边的签售已提前结束,担心高医生的身体,便问她是否要回去了,高医生看看表,说:“还有10分钟。写着到11点半就得坐到11点半,咱们得讲信用。”

相比较而言,南开的演讲反响就热烈多了。南开大学不愧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名校,有着开放包容的气度,高耀洁医生在南开的演讲,从我和中文系系主任乔以钢教授联系,到文学院、校党委宣传部、校长、校党委书记,都是一路绿灯,20日晚演讲前,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景泉教授会见高医生,向高医生表示敬意:“您曾经当选‘感动中国’人物,这次一定也能感动南开。”高医生的演讲以“艾滋病的恐慌与真相”为题,澄清对艾滋病的误解,呼吁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演讲开始前,南开学生排起长队购买《中国艾滋病调查》。演讲结束后,学生又排起长队请高医生签名。最令高医生欣慰的是,她和南开红十字会接上了头,她要他们把她编印的防艾宣传资料发到每个学生手里。有学生提出发动捐款活动救助艾滋孤儿,高医生照例拒绝了。但她说可以寄旧衣服给她,由她转交艾滋病人和家属,她说:“我如果接受了捐款,他们会造谣说我贪污了钱,但我收旧衣服,总不会有人造谣我倒卖旧衣服吧。”

深入艾滋病村,目睹病人惨状

5月21日晚10点,我陪高医生刚坐火车回到郑州家中,她就和她请来为她打字的大学生投入下一本书的写作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晚上又工作到半夜12点,这真让我为她的身体担心。

因为等火车要多待一天,高医生让我到石×乡王×村给病人和家属送些旧衣服去。我虽然一直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这一群体很关注,却一直没有亲身体会,于是马上答应下来。

王×村离市区不过一两个小时车程,但由于不熟悉,我和一位实习记者折腾到中午11点多才到。刚在路口下了车,忽见三四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上来,边上还停了一辆小轿车,看起来守在这里很久了。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看来村子是进不去了。为首一个大腹便便的村干部问你们找谁,我说找贾素珍,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就是石×乡乡长。他又问你们是不是来找艾滋病人的?我说不是,是有人托我给她送点东西。他问是不是高耀洁派你们来的,我说不是。不料那位记者却说是,事后还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们?我告诉她,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不要牵扯到高医生,这也是为了保护她。当时我一看情况不对,再纠缠下去肯定进不了村,于是对他们说我们不去了,甩开他们沿公路继续向前走。回头看那几个人并没有追上来,我就从半人高的麦地里穿过,拎着几袋食品、背着两包旧衣服、扛着两袋面粉,累得气喘吁吁。又折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贾素珍家。他们家的院墙早坍了,几间土坯房破破烂烂的,房间里简直就是家徒四壁。说起高医生,贾素珍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她说:“高妈妈简直比俺亲娘还亲!如果没有她,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她说她和三个孩子去查过HIV抗体,都没有感染,丈夫因卖血患上艾滋病去年过世,今年新找了个丈夫,知道她的情况仍愿意和她结婚,现在的日子已经慢慢好起来了,三个孩子也有学上了。

我们问起村民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贾素珍说王×村二组有150多户,大概有30来户感染,都是90年代中期卖血热时感染的,现在不少人已经死亡,剩下的大多已发病,他家隔壁那家就有艾滋病人。我们去探视时,男主人得了晚期胃癌正躺在床上呻吟,已两天两夜没有进食和排泄,女主人则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瘦得皮包骨头,嘴角已出现艾滋病特有的白斑,我上前和她握了握手。病人说她现在吃政府发放的免费药物,已经控制住了病情。我们还得知,今年春年时一位慈善家捐了8000元给村里的30余户艾滋家庭,不知怎么却由一个当年的血头经办,他只发放了10来户,把剩下的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了。看来,光有国家的救助政策和社会捐助,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出现问题。

这次的亲历让我心情很沉痛,艾滋病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80%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农村。我认为农村的艾滋病问题,关键就是三农问题。如贾素珍一家,现在一家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生活就逐渐开始好转,而他们邻居家有一个晚期胃癌患者、一个艾滋病人,生活便无以为继,陷于赤贫状态。希望《中国艾滋病调查》的出版,能够唤起更多人对艾滋病、尤其是中国农村艾滋病状况的关注。
 

高耀洁老伴近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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