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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明:母语平等政策的政治经济效益

(2014-06-18 09:53:07)
标签:

母语平等

语言战略

分类: 宏观视野

  

摘要:母语平等的语言政策是在尊重语言人权的基础上确立的兼顾效率和公平

的公共政策。该政策是对效率优先的语言推广政策的改进,对于改善少数民族

群体和方言群体的社会语言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母语平等政策不仅包含

确认不同母语群体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的内容,也包括审慎的第二语言教育的

政策考量,还包括面对全社会的多样化的语言服务政策。母语平等政策的实施,

一方面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进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催生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

改善民生,扩大就业。

 

关键词:母语平等、语言政策、语言人权、语言服务、语言经济

 

一、前言

语言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7-- )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引起了对语言习得的重视,提出并验证

了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习得能力的理论假设。但是,该假设在解释了儿童习得

母语的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类语言多样性的解释 (徐大明、包联群

2012)。与此同时,由于语言学家的缺位,各国语言政策的确定往往只局限于

政治上的考量。因此,现代语言政策的后果是,无数自然语言的濒危和人类语

言多样性的大幅度缩减。关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多样性的论题,笔者曾在别处论

及(徐大明 2012a,徐大明、包联群 2012,等)。本文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

而是当今社会中不同母语群体的境遇。因此,母语的自然属性可以作为讨论的

一个出发点。

三到五岁的儿童一般都可以熟练掌握母语的语音和语法系统,而这些

语言结构系统还在让语言学家大伤脑筋;这一事实是先天性语言能力假设的论

证基础(Chomsky 1965)。然而,具有共同的语言天赋的人类儿童习得的却是

许多各不相同的母语。因此,如果脱离开语言学的抽象世界,语言习得还需要

发生在一个个活生生的社区里面。如果再回到抽象的理论层次,语言习得的必

要条件至少是两个:一个是脑体发育正常的儿童,一个是母语社区。

上述事实也构成对语言多样性的解释: 人类个体出生和成长于不同的

言语社区,因此,人类的语言具有多样性。然而,在现代社会当中,具有不同

母语的个人和群体面却临着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境遇。

 

二、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语言政策

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人类基本上是单语的。有两个基本事实可以

对此提供佐证。一是语言的社区性及其所导致的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彼此不通

的众多世界语言足以证明它们是单语社会的延续性后果。二是第二语言习得结

果与母语习得结果的显著差异,可见人类的进化反应还没有跟上目前多语社会

的形成过程。 

现代社会是多语社会,但是人体所承载的基因记忆却仍然是单语。这

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的原因1。事实上,不仅

人类个体还没有具备无限制的多语能力,人类社会也没有发展出面对多语的适

当管理机制。目前常见的一个简单的作法是,仍然沿用单语社会的机制,即用

单语社区的思维和管理来对待多语社区。

虽然世界上的多语国家日益增多,但是在社区的层次看,单语的惰性

仍然是主流状况。由于近几百年来的移民运动,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一个纯粹的

单语社区了;但是,绝大部分社区仍然都是成文或不成文的单语社区。当社区

是一个政治单位时,可以有明确的法规,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社区的单(多)语

性质。当社区只是一个言语社区,且未与一个政治单位重合时,社区的单(多)

语实践作为一个传统规范同样彰显力量。

在这种单语制主导的社会中,人类的第二语言习得能力被推向极限。

当社区的主导语言不是你的母语的时候,作为社区的一个成员,你面对的选择

是,或者被社区边缘化,或者习得社区的主导语言。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

第二个选择也可能只是一种主观意愿,限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成功地习得第

二语言。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项民主原则是“多数统治”(May1952),即首先照

顾多数人的利益。在决定语言政策时,往往也是这种指导思想。现代国家的语

言状况往往是语言规划的产物(埃杰 2012)。而语言规划的一个原则是效率优

先(徐大明 2012a)。选择多数人的语言来加以推广,使多语社区拥有通用语;

这样做,虽然少数人被迫付出语言学习的成本,对总体来说是经济高效的策略。

但也有的国家没有采用国内主体民族的语言来作为通用语,并宣称是为了照顾

公平(Xu Li 2001)。这样看来,公平和高效似乎一般不能兼得,其实也不

尽然。

这里提出的“母语平等”的政策,虽然字面并无新意,但却是一套在现

实条件下可行的新方案。许多国家的宪法、法规早已列入“母语平等”的内容,

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将其落实。因此,“母语平等”往往

流于形式,或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但是,我们所说的“母语平等政策”不再

仅仅是一个理想,而是一套实施方案,一套尽可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实施方案。

“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说法对于政治家和管理者来说也没有新意(徐

大明 2012a)。问题是“怎样兼顾效率和公平”,“效率”在哪里,“公平”

和“不公平”又在哪里,以及怎样“兼顾”。语言学家能起的作用恐怕就是界

定语言方面的“效率”和“公平”,从而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并引发进一步

的行动。事实上,目前缺乏“公平”的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现

行政策的“不公平”成分的认识。

语言推广政策和强制性第二语言教育的主要缺点不是人们缺乏自由的

选择,而是,对许多人来说,是将宝贵的生命资源用于无收益或低收益的人力

资源的投资运作。对个体来说,是人生的浪费,对社会来说,是大规模的浪费。

当我们要求一个小学生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想到他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学习对

他更有用的课程吗?也许外语是不可替代的最佳选择(排在数学和语文之后、

或与数学、语文并列的最佳选择),但是,我们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作出这一 

判断呢?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学外语的小学生将来都能用到外语。从另外一

个角度看,没有机会用到外语的那部分学生是否恰恰是因为没有学好它才断送

了“学以致用”的机会呢?我们还可以问,没有学好是否是因为没有教好的原

因呢?没有学好和教好,是否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条件学好和教好呢?显然,在

上述每一个层次,都有很多反思和检讨的余地。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需要对此

提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决策者不应该盲目行动。

虽然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定量数据来证明,但是将总数超过英语母语说话

人的几亿中国学生投入到英语学习中去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看来是

基于“世界是英语的”或“世界将成为英语的”错误判断。目前的世界并不是

英语的,而且,如果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象中国一样大力推行英语,而把世

界真的变成了英语的世界,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世界人口来说,这不会是一件好

事。想象一下,各国都使用美元会是什么结果?

“母语平等”的概念应用于各个层次,如果你在国际范围反对“英语帝

国主义”,那么,你在国内也应该反对“汉语沙文主义”。少数民族面临着学

习主体民族语言的额外负担。怎样适当地调节这些负担,尽可能地创造公平竞

争的机会,是重要的议题。由于个体之间语言学习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

不能以个别少数民族成员第二语言习得的成功案例来作为标准,要求不具备同

等条件的其他成员都达到相同的水平。在国家的层次,有必要开展科学的调研,

来发现各民族、各地区、各个不同群体习得国家通用语的条件差异,从而进行

适当的调整和补偿。

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也将导致关于英语教育

和少数民族的通用语教育的不同结果(徐大明 2012b)。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

是互动,理想的习得结果一般来源于与母语讲话人的互动。因此,让大批没有

机会与英语母语人互动的中国学生学英语,自然造成不理想的结果。然而,少

数民族习得汉语比起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具备更好的条件。少数民族与汉语母语

人的互动机会较多,因为汉族人口是少数民族人口的十倍之多。同理,少数民

族聚居区的汉族讲话人也具备习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良好条件,不去学这种

语言而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一种几乎不可能学会的语言,那就是舍近求远、本末

倒置了。然而,出现这种“怪现象”恰恰是“见怪不怪”所导致的。“怪”的

根源是,“虽然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对语言的社会评价却大

不相同”(徐大明 2010)。

语言的社会评价不是依据语言本身,而是对其母语群体的评价。不同

母语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不是由于其所使用的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由

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语言的社会声望一般由其母语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决

定。而且,一旦语言被规划,强势母语群体可以将其“自然化”,使其语言成

为获取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门槛,从语言方面强化自身的特权地位(Xu Li

2001)。

综上所述,各国现行的语言政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现实性“语言

平等”政策有待实施。虽然还有很多层次需要深入,需要首先做的是立场性的

决定。尊重语言人权,尊重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权利;捍卫我们自

身的语言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是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

如果没有可行性,“语言平等”将流于空谈。然而可行性评估是一项科学活动。

因此,语言科学的应用和语言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当务之急。而且,语言

的问题远远超出教育。教育是为将来做准备,语言当下就在使用。即使是当前 不甚发达的语言科学,也足以证明语言教育不是万能的。人的语言习得能力是有限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效率的只是母语的习得。因此,“母语平等”的第一推理就是:非母语的完全习得是特殊现象,不应该作为社会运作的基本模式。因此,现实性的“母语平等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承认母语人权、母语平等的基本立场;二、承认非母语教育的局限性,从而更加审慎地使用之;第三、开展全方位的社会语言服务,利用比较平等的社会手段来解决社会交际问题。

 

三、母语平等政策的政治效益

实施上述“母语平等政策”是对政府是否笃信人权和坚持公平原则的

一个测试。现行政策对既得利益者有无限的优惠和庇护。舍弃自身利益而维护

弱势群体利益是难能可贵的公平正义的体现。然而,不公平的制度总是受到改

革的压力;不改革的不公平制度将走向崩溃。语言制度也不例外。

母语平等政策将疏导母语不平等政策带来的政治积怨。在得不到适当

的补偿和辅助的时候,被边缘化的母语群体会将语言问题转化为政治冲突,极

端的情况是要求政治分裂。

从理论上来看,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其辖域人口中部分群体的母语劣

势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不能认为是该群体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政权有责

任采取措施来促进母语平等,对遭受损失的母语群体予以补偿和扶助。长此以

往,将有利这些群体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融入,避免政治冲突。

语言不仅是一个交流工具,还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都

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其中许多内容难以通过翻译来尽致表达。此外,语言

还是一个认同工具。由于母语习得的条件所限,习得什么母语对于个人来说无

法选择;而且,母语习得只有儿童时期的一次机会,一旦习得,无可替代。所

以,母语能力被认为是人体的一部分,难以割舍,难以变更,所以具有极强的

认同作用。对于民族社区来说,母语是维系文化内聚力的重要手段,是民族性

的一个象征。因此,在特定政治条件下,当民族语言的传续受到威胁时,有关

人士认为,这是失去了文化传承的平等机会(张海洋 2009)。所以,对于多民

族政体来说,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文化传承与民族和谐的关系问题都需要引

起重视。

综上所述,推行母语平等政策,不仅是政治文明的新发展,而且是缓

解民族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的现实途径。

 

四、母语平等政策的经济效益

如上所述,一些语言受到歧视,不是因为这些语言本身有什么缺陷,

而是因为使用这些语言的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连带关系。而且, 一种语

言的社会文化声望在稳定的社会中往往是数代传承维续的结果。但是,历史上

也不乏由于社会结构的突变,“新富”、“新贵”的语言和语言特征突变时尚、

一步登天的先例。因此,“言随人贵” 。革命能让一部分人地位提高,改革也

能让一部分人地位提高。改革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富起来呢?改革能开拓新的经济领域,改革能否开拓新的语言经济领域呢?

改革能否改变一些母语群体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呢?如果说这些母语群

体处在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资源,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帮助他们解

决经济资源的问题。我们可以提供援助,我们可以分一些我们有的、他们没有的东西给他们。但是,对于内陆地区来说,他们缺乏海洋资源,我们能分一些海洋给他们吗?海洋是分不过去的,但是海洋资源也还是可以分享,海产品可以运过去,我们海港也可以给他们运送货物,等等。但,这也不必是单向的;他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资源,他们虽然没有海洋,却可能会有山脉或草

原,山地资源,草原资源的拥有者可以与海洋资源的拥有者互通有无,这就是

贸易。但是,如果这些母语群体一无所有呢?他们没有东西能拿来跟我们交换,

是不是就只能等我们施舍了呢?有一项经济资源被忘记了。如果他们除了自身

一无所有的话,他们还有他们的母语。他们可以用这一经济资源来交换其他的

经济资源。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要他们的语言呢,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语

言毫无价值呢?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母语平等论者,你不会认为有些人的母语没有价

值。如果说不同的母语的市场价值有所不同,那么是谁在制定市场规则呢?如

果英语在市场上是卖的出去的,而傈僳语是卖不出价的,是什么原因呢?显然

不是语言本身的原因。语言是用来获取其他事物的手段。人们不惜重金去学英

语,可能是为了移民英语国家,可能是为了到外企工作,可能是为了晋职,可

能是为了高考,还可能是为了给高考生补习英语来挣钱?这随便列举的几项足

以让傈僳语见拙。但是这些都是必然的吗?其中不包括政策作用吗?

目前很多英语国家对移民都有语言水平的要求,但是没听说去哪里还

要通过傈僳语考试的,也没有哪个企业将傈僳语水平测试与工资级别挂钩。晋

升副教授,高考,能用傈僳语来替代英语呢?至少这最后一项不是市场决定的,

但你能说它没有市场效应吗?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重视,一些自治区县也开始明确要求工作人员

的民族语言水平。立竿见影,有关语言的补习也成了一些该语言的母语人的收

入来源。可见,不仅“言随人贵”,还可以“言随人贱”;一旦改变市场规则,

还可以“人随言贵”。

目前“英语热”已经足够热。而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是

“过热”。所以,如果中国政府要想在语言政策上有所改革的话,首先应该把

对英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移到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上来。这有多方面的益处:首先,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可以免除缺乏与母语人互

动的机会的弊病。其次,大批掌握各行各业技能和知识的汉/少双语人才将大

大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并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再次,将语言学习的

负担双向分担体现了“母语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

虽然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但是,中国的英语教育的确对中国的改

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走向世界,

包括英语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变得日益重要。我们不是要打击外语教育,

而是希望提高它的质量。国家外语能力的提升不能采取“人海战术”,更不能

靠挤占包括各民族语言在内的母语教育的资源,不能冲击母语教育。另外,从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出口经济所占比例可能会日益降低,内需对经济拉

动的作用必须增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需发展空间巨大。但是语言障碍不能不

说是地区发展的一个瓶颈。从这个角度看,推动作为第二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

教育恐怕也是当前经济形势下的一个必要的战略性转移。

语言经济是实现母语平等的现实途径。上文讨论了怎样经济地决定语

言教育政策,下面讨论怎样补偿语言教育的不足。语言经济的巨大空间将由新

的语言服务和语言产业填补。由承认人类的第二语言缺陷开始,从而发展补偿性的语言服务,是我们走出“母语不平等”困境的经济路线。当我们发现人类不会飞的时候,我们不是研发怎样让人类长出翅膀,而是研发飞行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语言的“飞行器”。语言的“飞行器”将促生语言的“航空业”。航空业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依赖飞行器和航空业,人们现在可以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常常却无法与当地人交谈。21 世纪带来了全球性人际互动的机会,却落败于语言科技的功亏一篑。

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可应用的成果

还是很少;恐怕与缺乏相应的应用语言学领域相关。作为基础研究,科学家们

的主要兴趣是一个能全面替代正常讲话人的机器人,而对一个只能辅助正常讲

话人的机器人不感兴趣。而人类的当务之急,却不是让机器人智取生物人,不

是移居月球,不是钻透海底,而是相互了解和宽容,免受战争、饥荒和瘟疫之

苦。我们的科技,要造福于民;在发展中国家,尤其要面向民生。

一个小小的电子词典,一段多语报站录音,这些可为数万民众带来生

活便利的“低科技”的产品和服务远远没有普及。在生产领域,利用简单的语

言技术就可以降低劳动强度或改进工作效率的工艺往往不被考虑。由于千百年

的单语意识和语言无意识,人们认为,“语言不通”,“交流不畅”是个别人

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上的个别现象;至多也只是生活领域的事,不是生产的事。

当语言冲突出来时,可能会认为语言关乎政治,而似乎从来不会与经济相关

(徐大明 2013)。

语言是经济。语言有经济价值(宁继鸣 2008,刘国辉、张卫国     2009

李现乐 2010,黄少安、苏剑、张卫国    2012,李宇明    2012    等)。语言可以开发成为产品,进入市场,进入消费领域。语言是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语言可以是生产资料,也可以是生产工具,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员工的语言

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本和收益(徐大明 2012b)。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

瑞士 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来源于在工作场合中多种语言的使用

(Grin et al. 2010)。而这种多语工作的基础恰恰是建立在以“母语平等”

为理念的瑞士联邦的语言政策基础之上。    

有了“母语平等”的原则,才会有面对各种不同母语群体的社会语言

服务。有了比较均衡的社会语言服务标准,才会催生更多的语言产品,更多的

语言产业,并带动就业市场。上文提到,第二语言习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才能。

具备这种特殊才能的人士在一个正常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因此,发现

这些人才并培养他们成为语言服务的专业人才,将是一举两得的事。一是能提

高语言服务质量,使其达到专业化水平;二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收入,因为他们

从事专业性的工作,可以创造较高的价值。此外,开展面对多种不同母语群体

的语言服务为掌握这些语言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善了过去不同母语人就业

机会不均等的状况。

 

五、结论

母语平等的语言政策是在尊重语言人权的基础上确立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政策。该政策是对效率优先的语言推广政策的改进,对于改善少数民族群体和方言群体的社会语言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母语平等政策不仅包含确认不同母语群体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的内容,也包括审慎的第二语言教育的政策考量,还包括面向全社会的多样化的语言服务政策。母语平等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将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进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催生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改善民生,扩大就业。

 

 

 

参考文献:

埃杰,丹尼斯 2012[吴志杰          译]《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黄少安、苏剑、张卫国     2012     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光明日报》2012-­‐03-­‐02    

李现乐 2010 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经济问题》第 期。    

李宇明    2012    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刘国辉、张卫国     2009     语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综述,山东大学。    

宁继鸣 2008     语言国际推广: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公共产品的二重性,《文史

哲》第 3 期,25-­‐130 页。    

徐大明 2010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大明 2012a     试论宽松的语言政策,载李向玉(编),《澳门语言文化研究》,澳门理工学院。    

徐大明 2012b     “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中国语言战略——澳门语言研究的启

示及澳门语言建设的展望,载徐杰、周荐(编)《澳门语言研究三十年

程祥徽教授澳门从研从教三十周年文集》,澳门大学。    

徐大明 2013     语言能力、语言意识与语言素质,载李向玉(编),《澳门语言

文化研究》,澳门理工学院。    

徐大明、包联群 2012     语言的多样性与语言规划,载原圣(编),《语言政策

史的国际比较研究》,日本女子美术大学,28-­‐34 页。    

张海洋     2009     《扶颠持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omsky N. 1965.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in, Francois, Claudio Sfreddo Francois Vaillancourt 2010 The Economics of the

Multilingual Workplace, Routledge.

May, Kenneth 1952 Set of Independent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Simple Majority Decisions, Econometrica, Vol. 20, Issue 4, pp.680-684.

Xu, Daming Li Wei 2001 Managing Mult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Li Wei, Jean-

Marc Dewaele, Alex Housen (ed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ilingualism, Mouton de Gruyter.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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