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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希亮:对外汉语教学的术与道

(2009-05-16 11:21:24)
标签:

对外汉语教学

术与道

教育

分类: 宏观视野

崔希亮:对外汉语教学的术与道 

一、關於“道”與“術”

 (一)理論與應用

(二)主義與問題

(三)志同與道合

(四)術業與事功

(五)大道與大魚

(六)人道與天道

(七)坐而論與起而謀

 二、關於“對外漢語教學”

(一)對外

(二)漢語

(三)教學

(四)約定俗成:對外漢語教學就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簡稱“漢語二語教學”(TCSL)。

 

三、對外漢語教學的道

(一)道可道,非常道

1. 說法之一

有人認為應該把對外漢語教學界定為“把漢語作為外語的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教外國人學漢語,對外國人來說,漢語當然是外語。但是不能說“外國人學外語”,尤其是在中國境內學習漢語,話語的出發點是中國社會,“漢語最為外語”的說法難以接受。另外,“漢語作為外語”的適用範圍不如“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大。

 

2. 說法之二

有人認為應該把對外漢語教學稱作“對外漢語教育學”,我們教的是語言本身,以及語言與教學的關係,但是我們的學科不是教育學。

 

3. 說法之三

有人認為 “沒有一種語言叫做對外漢語”,所以“對外漢語”的說法應該糾正。“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

 

(二)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建設

1.        學科的性質

2.        學科的內涵

3.        學科的理論基礎

4.        本學科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崔希亮:对外汉语教学的术与道

 

(三)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四)對外漢語教學的應用研究之

 

四、對外漢語教學的術

(一)不學無“術”(專業化)

(二)教學法(翻譯法、沈浸法、對比法等)

(三)教學模式(強化模式、進修模式、開放模式、混合模式等等)

(四)教學手段(現代教育技術)

(五)教學組織與評估

 

以上来源:http://iclp.ntu.edu.tw/web/doc/001.doc

 

 

崔希亮说,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应用学科,而且也是一个年轻学科,他把它称为幼稚学科,也就是说它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但这个学科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和值得研究的题目。对外汉语教学现在也叫对外汉语推广,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正如前面李院长所讲,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除了语言教学之外,更主要的是推广中国文化和弘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走到世界各地,无论身居何处,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实际上是要推广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当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底蕴,但是你们的语言太难了。所以语言教学应该是推广中国文化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如果语言教学的瓶颈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很难让外国人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要想地让外国人能够了解和达到深刻的理解,是个很艰巨的任务,是件不容易办到的事。道与术实际上是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的问题,也是我们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倡新文化和废除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或者说是阻碍我们民族发展的很不健康的那些东西。那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胡适先生,我们应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那么走到今天,我们既要研究主义也要研究问题,比方说,语言学里面既有形式语言学又有功能语言学,这两个语言学学派实际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学术渊源。对于语言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外国人要问:你们中国人说“一个月”“一个学期”“一分钟”,可是为什么不说“一个年”“一个天”“一个分钟”?而且这些都是时间概念,为什么你们有时候要用“个”而有时候又不用“个”?由此,他们就觉得我们的汉语在使用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汉语是有道理可讲的,只不过我们的道理与他们的道理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汉语的编码规则与我们所了解的印欧语系以及其它语系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语言编码,在这些编码背后有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经验方式,即是说这里面包含有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认知动因。

接着崔校长举例阐述了做学问的问题。他说,我们做学问有点像钓鱼,钓鱼既可以钓大鱼也可以钓小鱼,钓小鱼可能很快,一会儿就能钓上一条,但是你钓上10条小鱼也不如钓上一条大鱼,其影响力也远不如钓上一条大鱼所产生的大。所以做学问要做大学问,要有大格局。他还说,天道与人道,这当中的道,既称道理又称规律,这个道其实是包涵很深的思想,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可以说什么是道,可是你说出的道并不是我说的道,所以在这里所说的道,既有天道又有人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科学,说明天和人是什么关系,而古今之变,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得弄懂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以及我们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还有我们讲“坐而论道”和“起而谋事”,为什么要坐而论道?我们做学问很多都是从抽象的问题入手,但是这些抽象的问题最终是要解决应用的问题,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学科,当然还有应用语言学这门学科,我们所有的抽象理论最终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要服务于我们的教学实践,所以我们除了坐而论道之外还要提倡起而谋事。季羡林先生给北语题了八个字:德行言语,敦睦天下。德行言语讲的是素质教育,也就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敦睦天下是我们的宗旨,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

接下来崔校长详细讲述了有关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道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分为它的性质、它的内涵、它的理论基础、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它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至少应该是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这三个学科的交叉,当然它也涵盖其它学科的知识,如: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传播学和化学等。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实质上是做文化的传播工作,这个文化传播得考虑接受者的心理,比方说,我们的老师在讲比较句时举了如下的例句:“中国比韩国大”、“中国比韩国大得多”、“韩国不如中国大”,针对以上三个例句,听课的韩国学生就起来表示抗议。事实上老师并没有歧视韩国学生的意思,但老师举例子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里面有一个接受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在对外汉语水平考试的时候,所出的题目要考虑到有没有对别人不礼貌或者冒犯,我们编教材也要考虑这样的问题。至于学科的内涵,它存在于语言学等其它大的学科里面,它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的理论、心理学的理论和教育学的理论,当然它跟其它学科也有关系,比方说跟历史学,因为我们在讲语言的过程中也会讲到历史。崔校长以他自己最近要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心和关心”为例,外国学生说,开心就是把心打开,于是就觉得心情很舒畅很愉悦,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关心应该是把心关掉,应该是开心的反义词,可为什么关心不是开心的反义词呢?原来这里面还包含一段很长的历史,得弄明白“关心”一词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关心”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以至后来又变成了“关心”这样一个词的意思。这就要研究语言的历史,研究语言的历史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我们相应思想的历史。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随后,崔教授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了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之一:本体论,就是教什么的问题。他说,我们教的是汉语,我们得了解我们的汉语,得知道汉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学习汉语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还得弄清哪些问题对不同的外国学生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之二:认识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研究,它包括第二语言学习的基本理论研究、二语习得过程的研究、具体个案的专题研究、学习策略的研究、学习动机分析、性格与学习效果的研究、学习焦虑的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偏误分析、语言能力发展研究、学习环境因素分析、语用因素分析等。对于语用的问题,崔校长谈到,我们中国人的话语中有很多冗余问题,对于听话人来说是废话,可是说话人给你冗余信息,他是有目的的,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个冗余是值得研究而且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崔校长还举例谈了称谓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他有一个来自毛里求斯的留学生去他家时,手里拿着一束花,敲开门就问他:“老师,你媳妇在不在家?”,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语用问题,崔校长当时就给这位学生做出了解释,说:这个称谓是不能随便用的,因为媳妇只能是你自己称自己的老婆,别人不能这样说,在汉语里面还有很多称谓,如:媳妇、夫人、老婆、爱人、堂客、孩子他(她)妈等,你不能在任何场合下使用,这就是个语用问题,要有得体性。于是这个留学生就问我们的崔校长:他什么时候可以用媳妇这个称谓,崔校长回答说:当你结婚了,你就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媳妇”。崔校长还讲到,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从来不称他“崔老师”,而是只称他“老师”,他们不带姓,是因为他们觉得连名带姓的称呼是不礼貌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三:方法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研究:包括教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课程的研究、教学法的研究、教学手段的研究等。崔校长说,我们现有的第二语言教学法大都是从英语第二语言教学那里借来的,有些根本不适合我们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我们需要探索出符合汉语特点或者说是符合我们汉语学习内容和教学特点的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和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去教汉语,还要注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的入境随俗、入门问讳、入国问境、入乡随俗。要去别人的国家教汉语,得知道他们的学习习惯、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心理特点。当然教学法是多变的,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教学法。他还谈到了教学手段的问题,他说多媒体手段不是用得越多越好,有人评估过,多媒体手段的使用超过40%就算过度使用,就应该制止了,教师还得凭借在黑板上写的办法来教学生,因为学生需要根据你的板书来模仿,所以多用了多媒体,就不见得效果就好。基础理论研究之四:工具论,即解决用什么样的教学手段才能收到最大效果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各种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工具、教学环境的试验研究和对比研究等。崔校长说,工具论,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教学模式?什么样的教学工具?什么样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等?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有四个基本问题,我们把它叫做:教什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用什么样的办法和手段?我们分别把它们叫做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论,为了方便,就概括起来把它们统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四论,这种说法可能不是很恰当。这四论里面既有道的问题也有术的问题,比如学习理论的问题是道的问题,是属于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很多人研究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或者是研究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第二语言教学,其间有很多基本问题,当然也有认知的问题。崔校长也谈到,这是为什么他后来转入认知语言学领域研究的原因。他讲解道,认知语言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叫做身体的体验(embodiment)、体验主义或体验哲学,我们很多概念都来自我们身体的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仅汉语如此,全人类的语言都如此。一旦离开我们身体的经验,我们就没法说话,比方说:头、手、脚、腰,这些基本的概念,在我们词汇构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词跟它们有关系。比如说:上,很多语言中“上”跟“头”是一个概念,我们汉语里的“头”,在四川话里叫做“老壳”,似乎跟“上”没有关系,但汉语里面的“上”还是跟“头”很有关系的。崔校长说,他带的第一博士生写的论文就是关于这个“上”字的,这个学生就研究“上”,结果发现这个“上”很不简单,很有意思。他还说,其实在教学里面也有很多问题,有一个日本学生曾经这样问他:“老师,为什么你们说上火车而不说进火车?你们明明是进火车。”这就是说,我们说上,还是有我们特有的认知动因的,因为火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段垂直距离,我们还是要上。又比如说,“在火车上写字”还是有歧义的,因为你不知道字是写在哪儿的,可是说德语的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在德语里不同的介词和格会把它区别得很清楚。又如,我们英语中说:“学生住在校园里”,是说里面有一个容器,不是在里边,我们中国人常用“live in campus”而不是用“live on campus”,这就是我们中国这个“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用“上”和“里”,比如:“你们在哪儿认识的?”—“我们在电话上认识的。”其实我们不是站在电话上,又如:“我们是在饭桌上认识的。”但是我们不是真的站到饭桌上。当然,我们的“皇上”、“上头”是跟“头”有关系的。

紧接着,崔校长从八个方面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术的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外汉语教学的术,分为不学无“术”(专业化)、教学法(翻译法、沉浸法、对比法等)、教学模式(强化模式、进修模式、封闭模式、开放模式、混合模式等)、教学手段(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组织和评估。应用研究之一是汉语水平考试及汉语能力测试研究,包括考试理论的研究、试题的研究、考试公平性的研究、题库建设的研究、试卷与评价的研究、动态作文语料库的研究等。崔教授说,我们开发水平测试和能力测试,后面也有道,你要测试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和语言能力,得考虑怎么才能测得好测得准确,这就是所谓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比如,我们让测试者听很长一段话,让其来选择填空,这可能不是听力上有问题,而是听懂了但没有记住,这样一来,你是考记忆力还是考语言理解能力?所以不能设计得很长。还有公平性的问题,如果是有汉字的认读理解的题目,对日本学生来说就占便宜,可是对欧美学生来说就很困难;另外测试题目上有一大段的汉字,对欧美学生来说就比较困难,而日本学生就觉得容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汉语水平考试研究的问题。应用研究之二是对外汉语教学用的多媒体教材或素材库研究,包括多媒体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运用、多媒体教材的编写研制、多媒体教学素材库的研究等。同时鼓励网络版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而对外汉语网络教学课件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网络版课程、各种课件、网络教学管理系统等。崔教授介绍说,一旦我们有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和素材库,那对教学将是非常有用的,老师就可以从中选取一段录像放给学生看,然后展开讨论;对于网络版的教材问题,目前我们刚开发了一个Chinese Online这样的一个汉语教学网络软件。应用研究之三是汉语中介语及语料库研究,包括基本汉语中介语语料的专题研究、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和深加工、中介语本体研究、中介语个案分析等。对外汉语语料库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用的各种语料库,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北京话口语音档库、二语习得语音语料库、二语习得语法语料库、二语习得词汇语料库等。学生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有一个中间状态,即还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那么他这个时候所说的话就称作中介语。还有母语迁移的问题,不同母语的人所犯的错误是不同的,而且问的问题也不一样。崔校长举例说,他有一个韩国学生见到中国来,那时中韩两国还没有建交,那位学生问了这样一个我们不会有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在外面写“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建设很行”?。这是因为他不认识“银”,误把它当成了“很”。韩国以前有汉字,后来又不用汉字了,所以他的印象里面有一点,于是就觉得这“银”跟“很”相像。应用研究之四是汉语口语书面语和教材的研究。有些表达方式在口语中有,但在书面语中却没有。正是因为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很不一致,导致尽管有很多留学生口语不错,但写出来的东西存在着很多问题。汉语推广的瓶颈之一就是教材问题,因为缺少有针对性的教材。虽然我们发行的教材对谁都适合,但不是都好用。比如说,教日本人和教英国人的教材应该是不一样的,里面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如:把字句和被字句,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很难掌握的,但另外一些人又很容易学会。我们的教材应该建立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来编写,这样针对性和目的性更强,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开始就教外国人说:”你好!””谢谢!”殊不知很多人一上来就被“谢谢”两个字吓跑了,他们觉得“你好”好学,但一学“谢谢”就觉得太难了,于是就跑掉了。所以我们教汉字的时候,一定要把“谢谢”放在后面一点教。于是编词典编教材得有一个内容上的先后顺序,得先要了解、分析和总结汉语的习得顺序,然后遵循这个习得顺序去从事具体的教学和词典教材的编写。应用研究之五是跨文化语言交际研究,包括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语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文化研究、交际策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研究等。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崔校长举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例子:一个留学生第一次去他家里时,一见到他媳妇就说:“啊!你媳妇好漂亮!”。我们中国人一听到这话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他就回答说:“哪里哪里!”,结果这个留学生听到这话之后就心里想:中国人就是奇怪,说了漂亮还要问哪里漂亮,他纳闷了一会后就说:“鼻子、眼睛、耳朵”。这就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我们在跨语言交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文化上的不对称问题。用日语对日本说谢谢的时候,得考虑用敬体,但具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不用,我们中国人很难把握。我们中国人是很少说谢谢的,但是说英语的人和说日语的人是经常把谢谢放在口头上,正因为我们不那样,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人不懂礼貌。我们给他们帮忙,他们说谢谢,这也是属于文化上的问题。然而我们说:大恩不言谢,或者说很亲近的人之间是从不说谢谢的。崔校长还举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位老师发现一个学生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家有我爸我妈和我狗。这位老师说这是个文化问题,不是语言问题。以前我们说狗不是家庭成员,可如今狗是家族成员了,比如说有人问:你在家排老几?有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排老四,我老婆第一,我女儿第二,狗第三。这样狗也成了家庭成员,但是不同的人看,就有不同的问题。崔校长认为它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在“我爸”“我妈”的中间不加“的”,但“我狗”的中间必须加“的”,这就是一个语法问题,为什么不说“我狗”而要说“我的狗”,这是认知语言学里面很有意思的问题。香港科技大学的张雨教授在他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一书中就用到认知语言学里面的距离象似动因和象似性(Iconicity)来解释这个现象,他说“我爸”“我妈”跟“我”的距离近,所以在语言形式上应该是很近的,就不加“的”,而“狗”跟“我”的关系要远一些,所以要加“的”。崔校长说,在此之前他曾发表一过篇论文,用可让渡性来解释这种现象。他分析说,因为“我爸”“我妈”不能送给别人,所以不用加“的”,而“我的”狗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可以加“的”,他还举例说:“我的手表”、“我的手机”、“我的眼镜”都必须加“的”,因为都是可以送给别人的。如果在所有和领属关系上发生争执,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上“的”,比如:“这是我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这是我的女朋友”。从功能主义的立场来讲,加不加“的”是有区别的,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加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学生问:可以说“我老婆”、“我的老婆”,可是“我前妻”,她已经不属于“我”,为什么还是可以不加“的”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认知动因,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所以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也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已取得了一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应用研究之六是对外汉语教学工具书研究,包括汉语教学用的各种词书、字书的研究、编撰、编订;外国人汉语学习词典研究、各种视听辅助教学工具的研究等。最受欢迎的教材往往是最简单的,比如说《汉语301句》,发行量非常大,这套教材每年的版税就达70多万,因为它符合了那些初学者的要求。应用研究之七是对外汉语教学应用软件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各种应用软件,如检索工具、教材编写工具、自动注音软件等。例如,会说话的书,尽管不会说汉语,但只要用笔轻轻点一下对应的英文,说出来的就是汉语。应用研究之八是对外汉语信息情报研究,包括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动态、研究参考资料、研究机构与教学机构的资料、专家的资料、汉语教学与研究网站、对外汉语教学发展预测研究等。对此,崔校长谈到,我们对信息情报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而日本所做的这方面的情报工作和信息收集工作非常到位,我们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学汉语?有多少机构在教汉语?有多少从业人员经过专门的训练?我们发行的汉语教材有哪些发行量是比较大的和受欢迎的?如果有人愿意致力于做这个信息情报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用的。尽管这些研究不是理论问题,不是道这个层次的问题,而是术这个层次的问题,但却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我们既提倡道的研究,也提倡术的研究;我们要做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也要做应用层面的研究。研究“的”,研究一个介词或两个介词,如“朝”、“向”、“往”,就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又如:“向”与“对”,都表示方向,留学生很难掌握它们,什么时候用“向”?什么时候用“对”?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你教的时候怎么教?这些都是问题。又比如,我们汉语有很多表示人的词缀,者→记者,有时候又说成是“家”,家→作家,不说“写家”;另如,生→医生,师→老师。然而这些词缀的分布条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值得进行应用研究。譬如在形式的理解上,“你要钱还是要命?”与“你要茶还是咖啡?”两者在形式上完全是一样的,但对于后者却不是说:你要茶,不然我就给你咖啡,而是说:你要茶还是咖啡,我乐意给你提供。对于前者,如果作用在不同的说话人身上,那么理解就不一样,如果是妈妈说的,那么就不是讲:你给我钱,不然我要你的命,而是表达一种关心。崔校长又举例说,“我在讲台上看到一条蛇”,那么当然是蛇在讲台而我不在上面;“我在冰箱里看到一条蛇”,那么肯定我不在冰箱里。我们传统的语言研究单单是从形式出发,而看不到语言背后隐藏的问题,这里面就有认知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不说“贵手绢”?因为在认知上,我们通常都觉得手绢是不贵的,这也是我们的身体经验在起作用。对于很多在形式上能这样说而不那样说的话,在认知上,这都是有动因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认知上的动因,我们就不必一个一个地教给我们的学生,所以这是个道的层面的研究,当然一旦我们有了这方面的成果,还得有人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可操作的应用层面的东西。比方说,台湾有个学者,他研究的是时间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说“他骑在马上”和“他在马上骑着”,但不可以说“他在马上骑”,于是我们在教学中如何把这个时间顺序原则体现出来,就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都应该是职业化的。

最后崔校长总结说:在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年轻的学科里面,不仅有术也有道,我们要求道、乐道和常道。

崔希亮校长回答师生的提问

 

在崔校长专题结束之后,赵春生同学首先提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求道是必须的,道与术两者并行,一方面是个体运用,一方面是做总的解释,作为学科建设这两者都是必要的,汉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有不同的道。教育学和心理学对于具体的语言教学有不同的参数设置,如果我们把它区别开来,你觉得对我们的语言教学有没有意义?崔校长答道:第二语言教学中,不管是教汉语还是教其他语言,有共同的道,否则就不叫道,因为道应该是普遍规律,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教汉语与教英语应该有不同的术;如果用相同的方法来教,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语法,称作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去发现这个普遍语法,生成语言学家认为我们的句法是自主的,跟其它认知是不一样的,可是认知语言学家和功能语言学家恰恰认为:句法不是自立于其它之外的,它是跟我们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和建立概念体系完全是一个相同的过程。对于从事汉语研究而言,我们非常方便,我们汉字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汉字传承的演变史中去找到它的来源,而对于其它语言来说,根本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因此,从研究方法和术的角度看,对汉语的教学和研究有我们的方便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立足找到适合全人类的道或真理层次这样的一个理论,那将对全人类具有重大贡献。但有人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上帝的真理,我们所有的学问都是在变戏法,所以语言说界有一个上帝真理派和一个变戏法派。但是谁是谁非,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然而我们研究本身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要找真理,我们要相信它存在,否则我们做的任何工作都将没有动力了。

重庆工业学院的肖娴老师提问:对于“的”使用问题,如我爸爸、我妈妈、我的狗,您用的不可让渡性来解释,这个不可让渡性是不是判断这个亲属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把这个扩展开来,如我们的校园、我们的祖国,是否可以用可让渡性作标准判断?我认为“的”体现的是修饰关系,不是拥有关系,而且从认知的角度看,“的”有着内在丰富的结构。另外距离象似性是否为所有语言的特征?崔校长回答说,距离象似性是符合全人类的,是普遍的,任何语言中都有距离象似性,那么我讲的可让渡性是不能解决所有的“的”问题,而且单数和复数称谓是不一样的,有时“我们”往往指称的是“你们”,比如说,“我们走吧”,其实不包括说话者本人;又比如,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校长,我们的校园,这些都不属于某一个人,不存在让步与不让步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权力让给别人,比如说,一个留学生对我说,“如果您去德国的时候,请来我的大学访问”,其实说话人并不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的语言里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的汉语,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学是国家的,所以这里有所属关系的常识性问题。他还谈到德国的一个语言学家最近出了一本书,就是专门在谈所属领属关系,这里面包含着非常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是可让渡性和距离象似性动因就可以把它说完说透,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认知解释。可让渡性不是一个解释 “的”的充要条件,它只是里面的一个条件,我们还要讨论很多很多别的问题才能确定。

王仁强教授问:目前关于汉语本体的研究中,有一个关于字本位的问题,我个人比较赞同字本位的教学观,但不赞成字本位的语言观,从字到词,在古代汉语里边,字就是词,所以就字本位的教学观和字本位的语言观,想听听您的意见?崔校长说,字本位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徐通锵先生在他的《语言论》里面认为,汉语里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应该是字不是词,他说汉语里面根本不存在一个像英语里面word这样一个语言单位,存在的是字,这是理论上的字本位,实际上,他说的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词,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就像北京语言学院改成了北京语言大学一样,并没有改变概念的价值,这个value并没有变;二是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王红军教授,他说我们汉语研究语言语篇应从字这个层面出发,而不是从结构出发,这就是他的字本位概念,其实基本上是词本位;三是徐德江教授所讲的字本位,我个人认为这跟徐通锵先生讲的字本位毫无关系,是另外一个字本位,是说汉字对我们的汉语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汉语与汉字是不分家的。至于在教学上以汉字为主体来教学,我同意在教学中从事在字本位上的尝试,我不同意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因为它没有太多新的发现。

一位来自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大三的同学问:我们本科阶段在学校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理论,也就是您今天所讲的道,但在教学实践也就是术这个方面远远少于理论教育部分;而今我们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是被排斥在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行业的大门之外,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实践经验,您刚才在讲座中所举的实例,都是极为实用的东西,都是您从教学一线中获得的,它有助于您更好地从事理论研究;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本科生要进入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行业,我们还需要考研和取得硕士学位,我们都把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考研的目光盯在北京语言大学,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本科阶段教育的?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崔校长说,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这个专业而言,当然是先有道,后有术,如果没有道,这个术就没有地方可以依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体制,本科生教育不是培养一些技术人才,我们培养的是既有独立研究能力又能独立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才,这是我们的培养规格。这样本科四年就要有相应的一些训练,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硕士专业,就是专门培养教学技能的。这个技能,师傅带着徒弟就可以教,在实践经验中,就可以摸索和学习。显然这个术也是很重要的,但若是没有很好的理论训练,你就会发现到了一定的阶段,你没有办法再提高,你会感觉到提高受限。在哈佛大学里30多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中就有11位是我们北语的毕业生,我问为什么聘这么多我们北语的毕业生。校方说:你们的毕业生好用,而且很有潜力很有后劲,他们刚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教,我们培训了他们之后,他们很快就上路了,而且他们可以创造性地使用一些方法来教学。实际上,我们学校教给他们的主要是基础理论方面的东西,但是在他们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内化为他们研究的动力,能变成有用的术。对外汉语教学的本科生不能在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但可以到中学去教。我们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哪里?就业出路在何方?崔校长说:在美国,在南亚,在东南亚等地,现在美国至少需要1500到2000名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这些人他们目前还聘不到,我们的学生没有美国的qulification,就没有办法到那些中学去教书,当然去大学教也行,但是你要有硕士学位,如果没有,就可以到美国去读一年的教育学,拿到他们的文凭,然后就可以到那里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是一种就业的路子;第二就是当志愿者,要是你教得好,自身感觉也好,就可以留下来继续签约;第三是去孔子学院,目前全世界有256所孔子学院和260所孔子课堂,这些都分布在世界各地,需要大量的师资,都需要外语特别好的;第四就是自己创业,北语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学生自己创办了一所语言学校(新航道New Channel),既教英语又教汉语。所以脚下的路有千万条,到底怎么走,自己要有一个生涯规划。

以上转自川外学坛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5734000100ct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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