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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鲁克8天前去世时（文章写于2005年），他的所有讣告中提到的和信仰相关的字眼只有一个“大师”（guru,这个词来源于印度宗教里的指导老师），比如“管理学大师”。事实上这个词是德鲁克所轻看的。
事实上，德鲁克先生预言超大型教会会在美国社会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的这一洞见可以比肩那些讣告里提到的其它发现：预言日本经济崛起，对“知识工人”崛起的关注以及“私有化”一词的使用。
德鲁克先生礼貌地纠正他：“对我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我因为对信仰和组织感兴趣，才对管理产生兴趣。”
德鲁克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为他日后的博学多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Jack Beatty在传记《彼得 德鲁克的世界里》评价说，德鲁克形容他家庭的路德宗信仰“自由”得只剩下圣诞树和复活节巴赫的合唱曲了。
到19岁的时候，德鲁克遇到了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被他彻底迷住了。他开始学习丹麦语以便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原著。
从克尔凯郭尔到研究通用汽车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秘密看上去跨度很大，但是克尔凯郭尔鲜明的基督信仰的视角对德鲁克一生的寻求都是一个提示。他一辈子都在为德国滑向纳粹主义时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寻求答案：为什么在一个由组织构成的快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自由常常被牺牲。
Beatty先生注意到德鲁克在结束自己1959年所写的《明日的里程碑》一书时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宗教情绪”。
“个人，”德鲁克写道，“需要回归他自己的灵性价值。他只有重新确认人并不只是生理和心理的存在，更是一个灵性的存在。就是被造物是为了造物主造他的目的而存活，并且臣服于祂，如此才能战胜所处的环境”
这种情绪在德鲁克出版的35本书里并不常常出现，1999年在《今日基督教》杂志的一篇人物特写中，作者Tim Stafford 形容德鲁克是一个“工作着的主教”。在一年前《福布斯》杂志的一篇访谈中，德鲁克被形容成“温和的主教”
如果德鲁克对信仰的兴趣没有收到广泛关注，原因是面对敌视信仰在商业和思想界地位的看法，德鲁克保持了沉默。然后，如果人们开始认识到他的信仰和政治观点，就不难发现这是他思考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包括管理中人们的责任，以及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组织机构的重要性。
当然，在他直接发表宗教信仰和管理问题时，他的沉默消失了。在惯常令人炫目的表达中，他抛出观点和想法，比较宗教改革时代的加尔文主义者和耶稣会，宣称人类灵魂的革命。很明显在表达有误和没有大声表达之间，德鲁克更担心后者。
未来的希望在于“牧养型教会”，德鲁克说。这样的教会更看重回应人们的需要而不是灌输某种特别的教义、宗教仪式和组织结构。
“我很坦率地说，人们非常厌恶宗教理论。”他在1989年对《领导力》杂志的编辑说，“我同情支持他们，我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神喜欢多元化。他创造了2500种苍蝇，如果他只喜欢我知道的某种神学思想，可能只有一种苍蝇存在了。”
牧者可以和CEO相比较吗？“一定意义上是的。”德鲁克回答说。一方面，“许多其他组织是在军队模型，命令型模型的基础上运转的，教会不行，他是伙伴关系。”
讲道很重要。“你有20分钟的时间去沟通你的看法”他说。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完全渗透，包围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浓缩。
有时候他批评教会对俗世关注太多，有时候他又会批评他们强调社会事务，忽视了明显的灵性的使命。
“教会是唯一不完全关注地上国度的组织，”他说，“我们是唯一有另一个维度的人，为此，对眼前事务的关注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读者不要忽视这些句子中使用的“我们”和“我们的”。
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前后不一致。虽然他会质疑一些教会确实需要避免商业行为，但是却赞扬罗马天主教在一些非天主教地区建立学校，因为那里缺少公立学校。他说，问题总是“我们真的认为这有差别吗？”
“在人们寻找生活真意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是他对个人和教会的检验标准。
“我不知道，”他承认，“你是否可以衡量这种价值——当然不是通过你在这个世界留下的记录——但是我有理由确信，，一些这样的记录还是有价值的。”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理解这种独到价值的人是圣徒们。德鲁克他用一种结合了远见和实践精神的充满个性的方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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