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兜姥姥说，兜妈小时候也爱涂涂画画。兜妈自己记得在四川大巴山区的小平房里认真地画过火炬和松树，松针扇形展开，一组组地坐落在不同的松枝上。至于这些图案是来自父母单位宣传部门的实用美术指导或报纸什么的，已经无法追忆。其实没见过火炬，也没有看到松树，不过我一定认为这就是绘画了，那时兜妈5岁多。

门外的院子里，父亲从外地带回一株很容易繁殖的大理菊，母亲又寻了些秋菊的种子，于是，有一个季节开满了紫红的、红的大理菊，秋天的时候则是金黄的、白的秋菊。不是种在花盆里的那种，而是整整一院子盛开的硕大花朵。我记得大人们诧异于同一株花树上前后开放的花朵颜色不同，我记得大人们惊奇花朵们交替盛开，居然花期那么长。那满院子的花至今绽放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淡去过，但不知道那时我画过它们吗？还有，我画过那些朝夕相处或偶尔见面的人们吗？也许，我不能肯定当我年老之后是否会有一丝儿记忆，我可以肯定的是至今没发现脑中有任何痕迹。

上学以后，该有美术课的时候都有，只是画过什么大多忘了。在辽宁渤海湾时记得看过打倒四人帮的宣传漫画，对其中江青的印象最深。到广西后已读到小学高年级，一位美术男老师，头略微有点秃，有点与众不同，所以记住了。说起来不雅，他上课最重要的纪律是“不许放屁”，如果有这方面问题必须事先请示老师允许到教室外面去。所以上美术课总有点紧张，始终不明白怎么可能实现“事先请示”这件事情，只是庆幸还好没有违反纪律。我们跟着这位老师画过素描，就是“河边的树”那样的小景。当时困惑，光和影在一个球上看得分明，至于一棵树，为什么无论怎么画自己看上去都觉得像一棵真正的树呢？我觉得光与影飘忽不定，抓也抓不住。也许从那时开始对绘画失去了掌控感。

在大学以后，兜妈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的画展。第一次在广州以太广场，已近黄昏，展馆门半闭，在宽容和理解中得以“惊鸿一瞥”。途中看着看着一转身，脑中“轰”的一声，在一幅色彩作品面前第一次亲证“视觉轰炸”的存在。我对绘画的“观看”应该从那时才开始。后来有机会就看画展，从上海的思贤路到北京的798工厂。逐渐地形成一些个人的观念。原来画是表达一种理解，对人、生活、社会、政治或别的什么；原来艺术在实用和宗教之间，因而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将艺术视为超越的起点；原来那个到非洲用创作环境艺术作品唤醒人们的生命感觉的人是艺术家。不过，兜妈依然不会画画。

不过，中途出现过一次真正的“奇迹”。大学的第一个岁末，几天之内竟然在明信片上画了四、五十张卡通作品，寄给同学好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可以，仿佛上天握着我的手。记得当时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因此曾将我纳入“后备干部培养对象”。不过之后，这种能力又消失了，就像它的来一样，走得无影无踪。现在想来，唯一可能的原因是那时情感有了微妙变化，或许潜能浮了出来？真希望有哪位同学朋友喜欢收藏，让我能重温自己的“作品”。当然，兜妈仍坚定认为自己是“不会画画”的一类。

兜兜也超爱画画，不过到目前为止兜兜画画和兜妈小时候不同。兜兜画自己心里的东西。

桂林遇到多少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兜兜和兜爸开车去王城（靖江王府）画画。所谓天晴，只是没有雨滴落下来，寒冷和北风依旧。月牙池那个地方我是知道的，池中的亭子乃夏日的优选，而这样的冬天恐怕就鲜有人迹了。兜兜经过一番巡查之后选定了那样一个地方，把纸铺在石桌上，兜爸帮忙按住以免被风掀跑。小画家开始挥笔作画。画什么呢？正儿八经地到这儿画寒冬中的南天一柱独秀峰吗？兜兜画了小兔子一家人。

兜兜还画过什么呢？从2岁多开始，兜兜自己画画。没有人指导，只有人欣赏。3岁多，兜兜的画开始成形，画人的眼睛开始用点，后来用圈；画人的头发，有直发有卷发，后来还有羊角辨；兜兜画被风吹起来的小人，画亲亲一家人，画小动物，画跳舞的姐姐；兜兜还画“抬山”（愚公移山），画骑骆驼的人，画瑞比和小猪傍晚在菜园的栅栏旁；后来兜兜画故事，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月出的一日故事，乌龟宝宝从藏在沙子里到露出头来的寻找故事；兜兜画荡漾着七彩波光的水面上映照着小姑娘的脸……

小朋友欣欣的爸爸从吉隆坡来曼谷看欣欣，在办公室相遇，兜兜作了一幅画。画上身材颀长、短直发的当然是欣欣的妈妈罗老师，肚子里面装了一个小人就是欣欣咯。因为欣欣小2岁，在兜兜看来当然是一个小贝比。些微担心遇到不太理解的人，不料欣爸大赞：“她可以表达她的想法耶！”

说不清为什么，看到兜兜这样画画兜爸兜妈总感到欣喜，好象感觉到兜兜的生命热情在温暖地延续。

也怪，这两三年看着兜兜作画，兜妈的这根神经在沉寂多年之后，好像开始了幡然醒悟。兜兜的笔触是浑然天成的，而对于我觉得极难把握的东西，兜兜却自有章法。比如头发：

一个人迎着风，头发是这样的：

如果是卷发就这样画(麻花辫的兔妈妈)：

如果像兜兜一样扎着朝天鬏就这样：

微微草姐姐带着耳环、染了脚趾甲，所以这个是她:

原来可以这样画画呢。如果我像兜兜一样想，就不会“失语”，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不会画画的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