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新浪、腾迅网上看到北大教授贺卫方离开北大去浙大，被《南方周末》报热炒的信息，众多网友跟在后面叫喊，想起这些年来围绕北大和自由主义的种种新闻，没有一件是能真正影响了一个独立的力量，与当前强大体制专制博弈的，只是一些无聊的新闻噱头供网民娱乐谩骂的唾沫。事实上自六死之后，北大一直在为中国的自由思想承担着巨大的耻辱与阵痛，她的原有的一些品质被后来的所谓主流价值市场自由利益叫嚣，或蒙蔽、或异化而找不到它自身的真实了。这个时候人们期望大师的出现，也是一种内心的自慰。北大现在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也非过去的“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也非“德先生和赛先生”。尽管北大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为北大的耻辱叫屈，为理性的民生代言，其中,贺卫方也算是最为激赏的一个，但是，他还是没有跳出权力同盟为他设定的圈子，而这一切也非贺卫方教授一个人的表现，在后来的的一些自由思想者身上，我也感到了同样的困惑与伤心，然后是恶心和恨心。我写这个博文时，猛然忆起了九十年代在北大最早的一股人文自由思想批判思潮，一个老贺的名字进入我的视野，他就是贺雄飞，并非是贺卫方。贺卫方的自由主义仍然是代表官方的立场发出，而不是民间，或在野的声音，中国民间的声音基本是非理性的批判，但他们在北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思想，其结果却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也就一起权且批之。）

    只要是自由思想者，自由的人格，自由的人生，在哪里生活、研究和战斗都一样需要坚持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北大或者浙大，都有来自于专制体制的困扰，只是北大有名在先，它来自于直接的民众期待更强烈一些。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性预期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或鲁迅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他们都不会放弃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是假自由、假民主、假理性，到哪里去说也还是假的。记得十年前，以老贺为首的一帮北大法理学子们，以现代公民自由思想的名义，搞了几十本公民启蒙文化的读本，也算是自由主义的一股小小的思潮，对于揭示中国文人的封建主奴状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算为北大换回了一些面子。其中就不乏有《耻辱者手记》《火与冰》《浪漫宣言》等等之类的，当然也获得了一些西方价值观的支持，至少让摩罗和余杰他们也过上了正常中产的京城市民生活。现在你再看这些自由的战士们，全成了伟大的基督徒了。他们不过还是奴隶，而且是洋教主的奴隶。这与中国皇权道统的土奴隶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而要命的这些人又全不是真正的基督徙，他们是中国先锋的学者、思想者和启蒙者，是自由思想和存在的实证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们的那点实证还不如我母亲来得真实的。对于《圣经》的虔诚，她可算是一个上帝的信徒，她一个小学没读完的人背起《圣经》的赞美诗来，常让我惊叹不已，羞愧难当。至于她的真诚，那是没有任何折扣可打的，那怕她老人家一直在受苦，说她是上帝的一个真正的奴隶，她还认为自已没有达到，连做梦也没梦到天堂，所以还要时时刻刻好好的改造和受苦，不时把最后的口粮钱也捐给了她的上帝。但老贺或余杰他们显然不是，他们是在搞启蒙和思想，是要教中国农民如何做现代公民。据了解，学者官僚们搞实验调查，在中国一些最边远的地区搞村长直选，农民们叫海选，也是搞得红红火火，也有很理性的，农民为了一张选票，可以保持最好的姿态，非常珍珍重自已的选举权利。但为何在北京的爷儿们就不能搞直选下去呢？为何中国城市一搞直选就会有天下大乱呢？这说明中国的宪政问题，不在于农民不知理性，只有暴力，而是中国的知识即权者们，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想到放弃世袭利益或者文化血统。他们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最大的天然阻力和敌人，而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是独立自由思想者，显然不单是信徒的真诚问题，还有他对本身生命独立的超越体验。老贺们的理性精神，显然也不仅仅是法理学术的大众化问题。《圣经》不需要信徒本身启蒙或者思想，但独立的理性科学精神，显然需要一种质疑和批判，否则，又何来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呢？做一个北京板爷提着鸟笼，唱着京曲，晃着光滑的脑袋，还左右斜视过往的美女几眼，哈哈这样不是更理性又幸福。就像那些布什的兄弟姐妹们，一边在教堂里唱着自由的人道赞歌，一边在后花园里向石油大亨们讨价还价。

    记得十年前，我曾发过一本稿子《蛇穴之歌》（后改名《反革命》长诗）给那帮自由思想启蒙策划家们看看，也想争得一点支持，因为他们出的那套书批判文人的口气很足的。其中有个叫贺雄飞的总编辑，为摩罗同志的耻辱记写序，农民的伟大儿子贾平凹为其书题名，而开篇第一句话就开骂：中国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震聋发聩呀！那时，我对那帮北大人的公正理念与自由思想崇敬得不得了，以为北大可能又要复活一个伟大导师了，那是我直接来自一个底层的民间劳工场上的愤青的血喊，但竟然没有得到老贺们的任何回音，要知道我那时是多么的真诚和孤独，差一点就要自杀了，但我又活过来了。想想当年鲁迅在北京时，是如何热爱一个个思想青年的趣事，再想想他们这些人，我终于想明白了，现在混在北大的，其实只是一个个名利场上的势利眼和文化掮客，自由思想者的事业只不过是他们进入官方媒介的视野，来佐证他们的社会地位标榜而已呀。而后来的一些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北大的独立自由思想者，已不再能影响中国的任何自由事业。他们已被官僚资本极其异化的所谓理性自由出卖了，已完全沦落为了一个商品标符。它的所有功能将培植中国最为平庸的市民和良民、商人和奴工，也就是那个薜涌所极力推从的草根人，草根意识不是平民意识，而是奴隶命名。中国的现代理性需要的就是草根平民自治，所以北大现在要培植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演戏的、卖肉的、炒股的、当副县长的、做品牌策划的，都是一些骗子和混混的幸福生活，而不是独立的人类思想精英。这是老贺也不能逃脱的一个命运。但是，如果江浙的草根阶级更适合于现代法理一些，更具有自由市民习性一些，那他跑去做啥事？也去《唱茉莉花》或《黄梅戏》？其实，一个自由学者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实中，他更有机会超越本身的学术局限性，而成为伟大的思想者和导师，如果他真的想搞独立自由思想的话，中国是一个天然的环境。因为数千年来，唯有这一条是绝无仅有的高度，也是东方历代思想者引以为豪的一个高度。正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朝闻道，夕死足唉”或“舍身取义”，而奔向自由。但是，由于现代物化对自由思想的价值判断，已被各种商业及其吊诡的权谋，所苟合所异化，人们已分不清独立自由生命价值的真实意义与他的所指，因此，现代人性物化基本剥夺了这一人类诞生以来的高贵品质。就是草根自治或者理性物化下的现代公民政治，都不足以弥补这一人类的高贵特质。我认为这一特质将极有可能在东方民族重新出现。在资本掠夺人性日益猖狂的亚洲，那些在黑暗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印度人、蒙古人、朝鲜人、尼泊尔人、缅甸人，我们的命运何其的相似。我们的呐喊何等激动人类的良知，我们唤呼的不仅仅是一个面包，一个铜板，一块美元。在亚洲有昂山季素、有普拉昌达、有诗人力虹和杨茂东、有学者邱正毅、有不丹年青的国王、有甘地夫人等，亚洲的这些自由民主思想的实践者和独立坚守者，没有一个是北大的精英们，北大至今没有一个为民主独立思想而去坐牢的，老贺们难道没有看到？这难道不是北大所谓理性学者们的耻辱？难道不是中国苟活于腐朽权力的文人的耻辱？离开北京后这些耻辱就不再存在了吗？

    显然老贺离开北大不能说是坚守，或者勇敢的战斗，我个人认为是变相的权术的调离，也就是一种他个人的向北大权力的妥协，当然，网友们说得严重点就是逃避和逃跑，而从另一个立场来看，他是遵从党的利益大局，到另一所大学做和谐的品牌教授去了。他再次留给北大的自由独立精神一个耻辱的烙印，正如当年余杰、孔庆东们所留下的那些东东一样，那些自由呐喊的《火与冰》或《北大自由醉侠浪漫者的宣言》，现在只能是一张张耻辱的解手纸，被中国皇权之下的虚伪的道义学究们所扔掉了。但是，明天还会有风，还会有自由的风吹起这些解手纸，在北大的上空纷纷扬扬，而后来者又看到了什么？学子们在耻辱中高唱资本物化时代的自由赞歌，北大的股票又要上市了。而那些高考状元们将再次成为耻辱的种子而看不到自身的生命的光明。然而，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换一个思维：没有北大，中国也许会诞生一个新南大或西大？没有清华，中国会重新立起一个青华明华？这是我们从那些献诸祭坛上的人，从他们的高贵品质与自由精神所唯一得到的最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