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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咒逝川

(2018-07-20 0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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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wb/html/2018/07/02/09/09_18.htm
别梦依稀咒逝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东北偏安一隅,我们当时所能接收的信息非常有限,好在我的家父从市里下放到农村时,一直带着很多书籍。父亲在学校里当老师,他订阅许多种报刊,我借机看到一些励志的故事。特别是看了苏阿芒在监狱里矢志不渝地自学外语的故事,再有世界诗人大会提出:“诗人永远是人类民主、自由、良知的代言人”,这些激动人心的信息,深深鼓舞了青春期的我,并且尝试写作。由于文学基础有限,照猫画虎写了一些诗歌和小文章,《六月和乡村的孩子》是我正式把文字变成铅字,在《江城日报》上发表。一种被激励的感觉,仿佛是诗歌女神给我抛了个媚眼。
    1987年,因为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我离开了久居的乡下,去了四百公里以外的第二故乡临江。在那里娶妻生子,完成了成家立业的初级阶段。我的整个时间还是以读书写作为主,有了诗书相伴,哪里都是家园。那些年,虽然视野有限,但书是一定要读的。尽管是傻读书,呆头呆脑。因为诗的光芒,也不会在意周边的眼光。
    有了读书的习惯,好像有了精神领袖,有时候不把领导当回事,领导就会不高兴,领导不高兴了,你就得菜鸟一般卑微地蜷缩着,或者另谋出路。
    我在东北期间,飘来飘去,兜里除了零花钱,还有零散的委屈。
    1995年春天,我应朋友之约来到北京,做打工的记者,于是混迹于北京的文化圈。起初整个心思都用在了为稻粱谋上了。这一年,给几家企业奋发图强地写报告文学,不伦不类地发表在《文艺报》上,几乎没精力写诗。1996年,解决了温饱之后没有思淫欲,而是忙于东奔西走,交朋好友。非常有趣的是一帮东北写诗的哥们郭力家、陈琛、马辉、冷雪松等人(这里有自我抬举的意思),在北京聚集了四川的“莽汉”诗人李亚伟、万夏、马松以及野夫、张小波等南方的诗人,他们在北京一边做图书选题,一边迎接大江南北的诗友,经常把酒向青天。这些诗人不看重诗歌发表,他们写出满意的作品只作为互相交流,自娱自乐,插科打诨。
    1997年之后,我的工作又出现阶段性休眠,时间相对宽裕,于是寻找诗歌的体感温度,陆续创作了《孩子和在外打工的父母》《妻子不在家》《东不压桥》《家住四合院》等作品,有的作品后来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十月》《诗刊》《青年文学》上发表出来。那是一段压力和快乐并存的时期,压力不是没房、没车、没户口,有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孩子入不了学,牵挂老家父母的身体。快乐是北京总有新鲜的人和事,比如参加文娱活动,去鲁院看诗友,去圆明园看画家村的作品,体会他们的人生境遇。有时候去北大、清华、北师大参加一些诗人活动,久而久之就不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了。2000年加入中国作协以后,偶尔参加作协和其他门类举办的艺术活动。北京的图书和文化场地多,各类小剧场、展览馆各具特色,这些优势,在北方是感受不到的。我愣头愣脑的,没有所谓身份的顾虑,有的是勤奋,热情,脸皮厚,只要朋友张罗,必会到场凑热闹。
    九十年代初,我读了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经常给朋友们讲这本书的趣味。书中介绍空军飞行员尤索林厌战,要想不去执行任务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有医疗证明你是精神病患者,然而凡能提供医疗证明的,就不是精神病,必须继续执行任务。军规还规定,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而你不得违抗,主人公尤索林痛苦不堪。“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一直觉得,这部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是一部反邪教的最好教材。
 写作就要读书,日积月累会发现一本好书和一本差书的距离。就像一个臣民和国王,一个富翁和流浪汉。其实生活也是如此,一个舍身救人,一个碰瓷讹人。同样在居民的电梯间里,你会看到女人带孩子,一个会严厉阻止、规劝自己孩子不要乱按其他楼层;而你也会遇见另外一个女人,对自己不谙世故的孩子乱按楼层,完全放任自流。美与丑、善与恶,永远都在较量中。
    文学是精神世界的房地产,它不仅拉动我们的精神内需,还拉动文化事业,房地产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它们的区别,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文学家不是老板,没那么多钱挥霍、泡妞、包二奶、炫富。
    最初,我不怎么喜欢看历史原著,文言文太过拗口,后来发现在大洋彼岸有个学者黄仁宇,他作为华人,用西方人的视角写《黄河青山》《万历十五年》,就觉得有意思多了。通过黄仁宇,后来又发现在美国有很多中国学者,包括唐德刚、许倬云等等,他们中很多都是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学生,治学严谨,文化脉络清晰。
    最近几年,我上下班每周要挤一次地铁,路上经常能看到姿色各异的美女。文学之于我越来越庞大而不见底,就像我看到的美女一样,欣赏、赞叹,遥不可及,美具有无限的不可确定性,美,深藏期间。
    写作会有很多苦和累,有焦虑和虚妄。我理解那些优秀的作家,他们因需要舞动灵魂,在创作高峰期偶然出现的癔症、狂想和发飙。他们是腐朽生活的清道夫,是精神世界的夜明珠。“我为俄罗斯奉献了诗歌,我——奉献了一切”(艾赫玛托娃)。
    当我读了“一滴水,伸长了脖子,回望故乡”;“你要像迎接文成公主一样/迎接我/我的目的是挑起一场温柔的战争”;“我人生的许多失败都是这些石头落水溅起的回声”;“冬天去人间大爱中取暖,夏天去佛法中乘凉”等诗句,内心的激荡和惬意无法形容。
    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东直门簋街的麻辣虾,每周不去吃一两次就馋得慌,正如渴望读到喜爱的书籍或诗歌。
    我曾在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租住过七年,一个小四合院,与中南海一墙之隔,三户人家,互相关照,邻里和睦。晚上能听到长安街电报大楼的钟声,《东方红》的旋律,悦耳、清脆、余音缭绕,仿佛空气里升腾起曼妙的舞姿。从那里骑自行车去西单、王府井、地安门,去中山公园、景山、北海都很方便。因为有诗,住在简陋的屋檐下也不觉得自卑和寒酸。诗是我的梦乡,也是温暖我的家园。
    2007年夏季,我们一大帮写诗的朋友在高晓诗、张涛(笔名阿尔、宁夏混子)的组织下,去银川采风,在参观西部影视城时,作家张贤亮专门安排时间接待和会晤了我们写诗的一行人,他开口就说:我平时竟是接待官员了,今天第一次接待诗人朋友,特别开心。当年我就是因为写诗被打成右派的,成了历次斗争的“运动员”,满堂欢笑,调侃之声不绝于耳。我提到他写的《习惯死亡》,他本人也认为那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尽管影响不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像很多好诗不在我们的教材里一样。
    诗歌没有功利属性;它与宗教的不同之处是,不因信仰和尊崇它就能上天堂,而不信仰和追随它就下地狱,诗不诅咒所有不追随诗的人。
    我在农村生活过二十多年,是幸也是不幸。因为父亲厌恶了祖辈的“学而优则仕”的生活,主动要求下乡,导致后来没有政策回城,父亲不是右派,没法落实回城政策,他的自愿扶贫支教成了全家人失业的导火索。艰苦的人生可能是励志的药引子,也可能是病根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或幸运或悲伤。
    我的父亲是个是非分明的人,他做事认真。我有意和他拉开距离,没心没肺,对人不苛刻,自以为人缘好,幸福指数高。总是想每个人都不容易,甚至某人做了坏事也能理解。时间久了,是非观念模糊、淡薄。后来才知道低情商的善良远不如高智商的冷漠,我有很多低情商的善良,像田野里的稗草,伤害到庄稼。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高速路般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它还会以摧枯拉朽的势头迎头痛击我们的观念。一切变得飞快起来,我们随时有被淘汰的风险,正是这股新生事物的出现,我们有了失衡的眩晕。但人性是永恒的,我们以往的烦恼没了,又会出现新的烦恼。当初,我是那么的讨厌农村,今天却无限眷恋有山有水的田园风光。这就是一个人不能摆脱自己,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活下去的缘由。
    文学之巅,须弥之山。诗和远方,情意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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