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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采访张五常

(2010-04-06 08:14:55)
标签:

张五常

财经

分类: 五常演讲及采访

本博客管理员按:今天香港仍在假期中,因此平时逢周二的专栏暂停一周,改为发布《生活周刊》的采访内容:

 

 

张五常褒贬由人,真理半步不让

 

 

  74岁的张五常先生依然活跃,频频发言,阐述自己数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尽管他的赞同者和抨击者,有极端对立之意,但争议恰好说明他的存在。难以否认,张五常的确是少数几个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如果落到作家手里,张五常的经历足可写一本“章回小说”。他1935年生于香港,家境算得上中产,却不幸遭逢日本侵华战争,香港沦陷,全家化整为零,往内地逃。一度,他背着3岁的妹妹“野外生存”,“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与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曾被医生诊断为“不可能活下去”,张五常硬把不可能变作可能,“妹妹今天还活着。”他说。

  这段经历,加之爱去田园沉思的习惯,让张五常的经济学思维始终贴牢现实。几十年后赴美求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无论是专著抑或专栏,他都写得活色生香,爱从生活中的细节谈起,满纸跳跃着花鸟鱼虫。可以说,近年来颇受普通读者欢迎的经济学随笔,风气由张五常打开。

  同时,张五常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满头“爆炸式”的白发,对经济的看法、对现状的剖析也颇具“爆炸”效应,常常一语激起千层浪。

 

  “中国比西方更有弹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张五常新书《新卖桔者言》。有新自然有旧。1983年,他把为香港某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汇集成《卖桔者言》,引发轰动,内地流行的产权理论,几乎都从他“随性”挥就的文字中得到启发。1982年,张五常接受经济学大师科斯的建议,从美国回中国香港任教。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不久,是个大课题,张五常功力超凡,又是华人,应近距离观察。因此,《卖桔者言》虽立足香港,却着眼全国,他高度关注内地的一举一动。

  这关注持续了三十多年,从壮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卖桔者言》是这份关注的最新呈现。张五常还是那个“卖桔者”,对房价、户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周刊:内地现行的房产模式是借鉴香港的,有学者认为这是房价飙升的重要原因。请问您持什么看法?

  张五常:凡是国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是,香港公务员的收入与地价的高低正面联系着,所以多年以来香港政府倾向于高地价政策。多年前他们否认,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详尽的研究,有说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价政策。目前内地某些热点城市有这样的倾向,但不严重。

  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户籍制度?

  张五常:本来我对户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观。六七年前内地对当时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识到户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动全球化,中国不能独善其身,若如是,户籍制度也会有助。中国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动了,如果户籍制度损害了私隐的需要,也可以改进。我认为户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周刊:您怎样剖析当前的“民工荒”?是否与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上马有关?

  张五常:这无疑有“挤出效应”,增加了“民工荒”的压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业员工回乡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没有回到工业区,或没有回到昔日的工业区。天伦之乐是真乐。我的推断,是今后中国的工业发展,不会像以前那样集中在传统的工业区,而是会扩散到乡镇去。国家大兴土木地兴建公路、高铁等,也会鼓励这扩散。

  生活周刊:因金融风暴之故,近期国企主动兼并的行为较多,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张五常:西方的经验,是凡有经济灾难,政府权力大增是后果。目前中国有这样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我认为不严重。雨过天晴后,情况会改变。从西方的经验看,这看法近于天方夜谭,但中国比西方更有弹性。

 

  “我坐上了中国发展的船”

 

  张五常的文章好读、耐读,邓丽君、铁饭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让原本枯燥的经济学妙趣横生。但也有人据此批评他“不懂数学”,远离经济学家的“本行”。即便钦佩张五常学问的,也对他没有继续在西方经济学界发展耿耿于怀。2002年,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公开说:“如果史提芬(张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职,早就拿得诺贝尔奖。”对此,张五常当然并不认同。

  生活周刊:有人批评您文章里不用数学方程式,不专业,您如何看?

  张五常:有些人不懂数,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说什么。我没有这本领。有些人懒得学数,但要学时学得快。我有这本领。有些人可以发明数学,我也有这本领。我不认为从事经济解释数学是重要的。我认为英文要写得好非常困难,而清晰、优美、文气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经济学的传统,斯密、凯恩斯、费雪、科斯等人都有这样的本领。我在英文的写作上下过苦功,上世纪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称赞,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语,虽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认为自己的中文可以挥洒自如。没有办法,此长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周刊:那您自认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呢?

  张五常:说到要在西方学术界打出名堂,中国人谈何容易!如果读我的《英语论文选》,你会发觉不少他家之说出自我的旧文,但没有提到我。我的英语文章被提及的次数还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这次数会上升几倍:这样的运情,炎黄子孙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周刊:但至少您站稳脚跟了,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您留在美国,会获得诺贝尔奖,有更多荣誉。

  张五常:1983年起我转用中文下笔,是为了对同胞的一点关心。是中国的青年重要呢,还是什么奖重要呢?只有科斯一个同意我的看法。两年前他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职,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说的“荣誉”重要,那我当年舍英取中的选择是做对了。我是坐上了中国发展的船:这船沉没我会没顶,没有谁会记得我;这船一帆风顺再二十年,我写下的不会被视作粪土。从来没有刻意地争取什么身后声名,历来不重视,但今天看走势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黄子孙要沾一下光理所当然,我是买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杂的合并,我可能破纪录”

 

  张五常还有一个鲜明特点:不论观点受到怎样的抨击甚或责骂,只要他认定与学问无关、无助于增进智力者,很少回应。他总是独来独往,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做判断,清晰、坚定。生活周刊记者试着问他对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动声色地忽略。这或许和张五常的年纪有关——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周刊:您的思维方式属于“天才型”,却依然能在经济学界立足。而现在很多学子,因思维较“野”,无法被教育体制认可,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五常:在神州大地,称得上是“天才型”的学子无数。他们就是没有机会,没有我昔日的机遇,为此我大发牢骚多次了。

  生活周刊:张军教授在为您写的《思想的冲击》一文中提到,您饱受抨击,特别网络上对您的责骂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样面对?

  张五常:张军说的是个潮流,年轻人心有不甘是个原因,不平则鸣是个原因,互联网是方便发泄的好去处。我就是要让他们骂到够,真理半步不让,久而久之,他们有一部分终会看到真理。

  生活周刊:如何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

  张五常:一团糟。搞这门学问的一个学会几个月前在厦门开会,请我为主讲,我以《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为题,把科斯吓了一跳,多次叫我留个情面。后来他很满意我讲的。我指出以卸责、偷懒、恐吓、勒索、隐瞒、博弈、机会主义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么,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科学上皆废物也。我刻意地讲得搞笑,轻松一下,满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周刊:看您在《五常学经济》中写儿时的香港,很神往那种氛围,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国团的“乒乓第一课”都是您教的。这几十年来,香港有巨大的变化吧?

  张五常:跟我童年时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滩污染严重,不再美了。曾经是钓鱼胜地,今天那里的海水养不活鱼。

  生活周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张五常:七十四岁了,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只希望能在余下来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仅多,而且杂。说到多而杂的合并,我可能破了什么纪录。余下来的日子可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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