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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6)学术生涯的终结

(2008-09-26 08: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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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芝加哥大学

中国经济研讨会

科斯

中国的经济制度

文化

分类: 五常谈学术

为高斯的芝大会议提供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了。不会再写。专栏文字还会继续一些日子吧。不少旧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还要修改,但正规的学术文章──结构慎重、注脚详尽的那种──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七十二岁,还有其它有趣的要做──书法也愈来愈有看头──以《中国的经济制度》终结学术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于一九六八,《中国的经济制度》二○○八,刚好四十年。加上《佃农》之前的创意争取,是四十三年。史德拉曾经以出版日期算,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后重要的,依稀记得,最长不到三十年。我达四十,上苍网开一面,于愿足矣。

 

二十个月前,高斯要搞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问我意见。我想,他九十六岁了,还能搞什么呢?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选的日子刚好是中国经改的三十周年。我回信说:「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以为他只是说说,会议多半开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写。但我可不是信口开河。当时我肯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制度》会是一篇大文,之前没有尝试过那么重要的。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知道这制度史无先例,写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题材复杂,牵涉到的理论与事实非常广泛,还有很多细节要再作调查或复核,恐怕自己不会有需要的魄力了。说说无妨,建议无妨,但真的动笔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个多月后,高斯的助手传来一个暂定的会议程序表。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场,给我两个小时,跟着是两个诺奖得主评论该文,加上其它人的讨论占了整个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仅得二十分钟。高斯跟着来信,说要以我的开场文章引导整个研讨会议的发展。一九九一在瑞典见过他,当时我的女儿刚进大学,今天已有两个懂得欺负我的孩子了。难道高斯忘记了我早就是个老人家?昔日他欣赏我的来去纵横的思想,还在吗?他怎可以假设我还宝刀未老?

 

我逼着去信,说:「答应你的文章我会写,但不少被邀请的人会来自中国,费用不少,会议的经费怎样,要我帮助吗?」他回信说不需要资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够。我想,那应该主要是他的诺贝尔奖金,很感动。跟着想,我欠他,中国也欠他,大家来日无多,他要搞,我就舍命陪君子吧。于是给他信,说:「我答应你的文章将会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是经过很长的调查与思考的时日了。一九七九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八五年起深圳与北京的朋友给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资料有求必应。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发展愈来愈复杂,也很混乱,要到好些年后回顾,大手而又武断地简化,才得到一个自己认为是可靠的大略,怎样取舍我要集中于制度的发展,不少话题要被拨开了。我是一九九七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当然,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佛睡着时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要是我没有从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替家传的拋光蜡到国内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解通是一回事,写出来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了。不打算写出来,因为认为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处理,而自己老了,体力应付不了。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执品性:只要还健在,他说要做的一定会做,答应了他我是走投无路的。以一篇文章处理,反复考虑多处删减,一篇长文的结构想出来了。

 

重要的困难是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支撑着整篇文章。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连写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是基于跟进中国的发展多年的思维,补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这十一篇发表后,再多想两个星期,把心一横,我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这个有一般性的理论是后来文章中的第三节,是原创,高斯喜爱,认为重要,建议我把该节起名为《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了。

 

去年七月开始动笔。知道要一气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暂的记忆大不如前,是长文,思维的连贯性不可以写一阵停一阵。于是决定不睡觉地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写好了自己满意的初稿。其间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写法跟我以前的学术论著还有另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只写给高斯一个人读。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园我跟他怎样对话,这次动笔就怎样说。我要向他「汇报」一下从中国的研究得到的收获。此前对他说过,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学问了。一士谔谔,思想杀出了重围,何处觅知音哉?高斯还在,大家有共通的语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传了给高斯,过了一天叫他不要读,因为将会有第二稿。他读第二稿后显得兴奋,对助手形容为powerful(后来蒙代尔在芝大评论该文时用上同一个字)。高斯跟着给我的信,只说:「不用担心,你的文章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个多月后,高斯给我一封长信,说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几天再细读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处认为要修改的建议,但说改不改由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举手之劳。有七处比较麻烦,其中三处我认为不应该改。余下来的四处怎样处理我决定搁置几个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我见时间还多,再等。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两个星期,琐碎耗时的是加进五十三个注脚。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满意了,对助手说我改了很多。其实不多,我只是把四处他不满意的地方再写,也删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么重要的。没有听过高斯给其它文章更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该文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同时又说这难度看来是需要的。

 

高斯没有读过第四稿。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从头复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资料,作了几处小修。还会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将一处常被误解的再加澄清,而一个重点我认为不言自明,但读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私产)重要,但不同的合约组织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别,单靠市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的。自由市场不成,计划经济也不成。成事要靠经济压力——资源贫乏十三亿人要吃饭的压力——也要有一个懂得疏导交通的政权。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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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语原文及中译精装,具收藏价值的初版只余二百。增订本(加高斯的前言后语)将于十月出版。二者皆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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