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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追思会(之一):张五常演讲(1)

(2007-11-12 08: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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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公司

张五常

弗里德曼

分类: 五常演讲及采访

本博客管理员按:11月16日是美国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逝世一周年的忌辰,为表示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怀念与敬意,张五常博客将于此日前后推出“弗里德曼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内容是把去年张五常教授于弗老逝世后在深圳主持的一个追思会的现场录音整理后,精选部分内容在此刊出,敬请持续关注!

 

 

张五常:

 

各位朋友,大约在两个月前,在北京,周其仁带了两本书来让我签名,一本是《中国的前途》,一本是《再论中国》,是19851986年的时候在《信报》出版的。这两本书很特别,虽然是《信报》出版的,但有人把它们全部复印,内容是《信报》的版本,封面的书法则另人模仿,在北京各印了2000本,上面印了几个大字:内部阅读。据说这两本书当时在《信报》出版了之后,在北京就这样复印了,派给干部阅读。事后很多人说读过我关于中国的看法,很多国内的朋友都这样说,国内的很多干部也这样说,主要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盗版,由国家盗版(笑声)。这两本书里很多次提到科斯,很多次提到弗里德曼,所以我趁着今天的机会讲一下中国的发展和我们几个老头子的关系。

 

你从这里望出去看深圳,很不错吧,二十年前你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1988年带着弗里德曼来这里,才开始有房子,但这里还没有,这整个区都还不存在。弗里德曼很关心中国,他的自传里,我数过,讲中国的那一章最长。我数了一下页数,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所以他对中国是相当重视的。

 

说起来,1980年的冬天,科斯要我回来香港工作。然后81年中的时候很多人通知我,其中一个是杨怀康,他说香港大学的教授位子会空出来,叫我申请。科斯也叫我申请,逼得很厉害。当年的11月左右,我们在UCLA开会庆祝戴维德和科斯的退休,弗里德曼坐在我身边。我跟他说起他那本《自由选择》的书,我问他:“你这本书卖得那么好,是1980年最畅销的书,是因为你写得特别好,还是因为加上你的夫人的名字?”因为以前可没卖得那么好。他说:“不是这些原因。以前我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比这本更好,但那时的时势与现在不同,是时势造英雄。我想少赚一分钱都不行。”

 

他听说我想回香港工作,他就知道科斯是想我去讲制度问题,帮助中国改革。弗里德曼当时是反对我回来香港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你在西雅图那样的不毛之地,不可能有什么学术的,竟然能写出《蜜蜂的神话》,你无需回香港。在西雅图也可以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找到饭吃的。”但后来我还是回香港了。

 

我记得我当时问他很清楚:“如果我回香港,要推广(今天叫)新制度经济学的东西。我是不喜欢搞政治的,但是写文章的时候,我要提你的名字。你要站在我这一边。我一个人怎么能打得上去?我说什么,你在站我旁边支持我。我说你讲过什么,你要承认。”(笑声)他说:“没问题,你要用(我的名字)就用。”科斯也说这样说,Alchian也这样说。

 

因为当时我觉得,要推行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我记得那时有美籍的华裔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拿了诺贝尔的,搞Macro。他们三个人加起来,也教中国改革,用的是production function(生产函数)理论。苏联也是专家,已经很多年了。函数理论就是函数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呢?苏联的,日本的,美国的,火星的都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干嘛要用这些呢?中国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但他们有拿了诺贝尔奖的,有Princeton的,有Stanford的,我就一个人,那是输定的。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产权不重要,制度不重要,把生产函数弄好就行。(笑声)我当时回到香港,你们有诺贝尔奖得主,那我也有诺贝尔奖得主。(笑声)但我背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后台,就比他们的大。(笑声)因为只要我提到谁,他们都让我用他们的名字。我就是有这些缘份。所以我的书里,动不动就提到科斯、Stigler,因为他们都答应给我用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不是他们说过的,我不可以硬说他们说过,但他们起码是说过类似的话。(笑声)

 

你们可以想象我当年的困境。怎么跟当年北京的朋友介绍这些东西?你张五常是谁啊?我于是就不是说这是我张五常说的,而是说弗里德曼也是这么说啊,因为有一群人围着我嘛。中国就有这个问题,他们是崇拜英雄的。所以后来有人批评我,说我喜欢在文章里讲自己认识哪些大师。这是误解。我的确是不但认识他们,而且很熟。我不会那么蠢的嘛,我摆他们的名字出来岂不是把我自己的名字压下去了吗?你问我,是我的经济学好,还是弗里德曼的好,当然是我的好嘛。(笑声)我没有理由把他的名字摆出来,压了我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摆他的名字出来,是要告诉中国的朋友,这观点不止是我个人的,而是很多人支持我的,这不过是“抛浪头”而已。(笑声)

 

回想当年,中国的改革有几大问题。第一是他们不相信市场。听起来很无稽,但他们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知道。80年代初期,武汉开始搞蔬菜自由市场,这以前是国营的,现在给私营做。中央领导人亲自飞去武汉去看,他要亲眼看见才相信。这是多么的无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管制,都由国家领导,突然说要做自由市场,他们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在香港有这种事,会是多可笑。1993年,我带弗里德曼去见中央领导人,高海燕当时在场。中央领导人在弗里德曼面前教他经济,(笑声)他说:“弗里德曼教授,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家家户户天天都能买到蔬菜,如果没有政府的领导,怎么可能有蔬菜吃?”(笑声)他们是到1993年都还不知不信。

 

深圳是最好的例子,这里卖地是1987年时我叫他们卖的。我说你们不卖地,是不可能搞得起建设。他们听从我并不是因为什么自由市场,而是因为“经费”二字。(笑声)不卖地何来经费?他们一听“经费”二字就很开心。(笑声)他们其实也是不相信的。我说把地卖出去没有问题的,只要不管就行。把地卖出去,让地产商竞争发展,政府不要插手干预。他们问:“那你们香港呢?”我说:“香港就是不懂。你们听我说吧。”你看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一方面弗里德曼是很佩服我的,因为我是到处钻。我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政府完全不用管,没问题。深圳有很多移民进来,政府不要插手,不要搞租务管制,不要建廉租房,这些是最忌讳的。当时深圳只有30万人,现在是1370万。多少人来了深圳!没问题。这就是自由市场,香港是没有的。你听说过有人没地方住吗?

 

但是有些事情也挺好笑的。他们听我说,没有搞租务管制,可能听得过了头。90年代初期深圳的法例规定,住客欠租的时候,只要有证据他没有支付租金,不用审判,公安就会进去搬家具扔到街上去。你说这是不是维护私有产权?在自由市场这方面,在不干预市场这方面,你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不干预得太过份,但事实上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自由很多。你要订枕头,订家具,怎么订造都可以。你要把自己的名字烫在磁砖上也没问题。你要枕头加三两、减四两,随便!的士司机可以一天开车17个小时不休息。这些事情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你要买个枕头,想订造,给你做枕头的人有可能要坐牢。要经过很多部门的批准,要贴上“经政府审核”的标签。

 

所以国内的自由经济,主要是受弗里德曼的影响。这比他的货币理论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要大得多。当我说来说去不能说服的时候,就抛出弗里德曼的名头,说他也是这样主张的。回顾整个20世纪,听Becker讲话,听Stigler讲话,都没有Friedman这样主张自由的程度。弗里德曼甚至是赞成自由自杀,(笑声)赞成自由吸毒,赞成自由嫖妓,自由得发神经。(笑声)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吗?他的两个儿女要去坐火车旅行,Friedman就说:“这里有两张头等票的钱,给你们去坐火车。如果你们要买三等座位的票,这是你们的选择,但我就给头等票的钱。”结果他的儿女都拿了头等票的钱去买三等座位的票。这就是弗里德曼。虽然我不敢肯定,如果他的儿女吸毒,他会不会也鼓励。(笑声)所以说到自由,弗里德曼的自由是近于发神经的自由,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这个概念是好的。当我推广这个概念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自由自杀这一类的,但他的影响是一定的。在某一方面,北京的朋友是很尊重弗里德曼的。当然提到弗里德曼,我们要尽量表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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